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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大夏大学学者与贵州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研究 　　摘 要：抗战军兴，上海的大夏大学迁到贵阳办学，吴泽霖、陈国钧等多名学者对贵州少数民族社会生活进行调查研究，旨在整合贵州抗战力量，消除民族隔阂，促进民族教育发展以及地区平衡发展，开创了贵州民族文化研究的先河，在调查方法、文献资料及民族认知方面为学界留下了一笔珍贵的遗产，体现出了“学以致用”的学术旨趣和担当 关键词：抗战 吴泽霖 陈国钧 贵州少数民族 社会生活调查 学术贡献 中图分类号：K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6）04-114-118 原分辖于湖广、四川、云南三省的贵州在明初因突出的战略地位被明王朝于永乐年间设为一个独立的行省，正式纳入国家行政管理体系。民国时期，贵州少受战火纷扰，战略作用再一次凸显，成为1937年7月7日日本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的抗战大后方之一。大批沿海、沿江的工矿企业及高等院校纷纷迁入云贵高原，其中上海的私立综合性大学――大夏大学1于1937年冬迁入贵阳办学（后迁赤水），结合时事需要于1938年成立“社会经济调查室”（一年后更名为“社会研究部”），附属于文学院，聘请社会学家吴泽霖博士2主持。基于“从事进行有系统之调查与研究，以冀促成贵州社会建设之事业”3的目的，大夏大学组织师生深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和收集实物，成功举办三次苗夷文物展览，先后印刷出版《民族学论文集》第一辑以及《炉山县苗民调查报告》《定番县苗民调查报告》《贵州省西北路各县苗夷社会调查报告》《北盘江流域各县苗夷社会调查报告》《定番县乡土调查报告》《炉山黑苗生活》《安顺苗夷生活》《荔波水家生活》《 贞丰仲家字汇》《威宁大花苗语字汇》等调查资料 4，开创了贵州民族文化研究的先河。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这一时期的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以及吴泽霖的学术成就5。吴氏个人的业绩毋庸置疑，但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项集体项目，其中吴泽霖的得力助手陈国钧 1成果颇多，同时其他学者亦有所参与，因此仅对吴氏个人成果的介绍研究未能体现这一时期大夏大学多名学者对贵州少数民族社会生活调查研究所呈现出来的学术担当及贡献，故应当将他们的成就放置于抗战的时代背景下进行整体观照和考察论述 一、开展贵州少数民族社会生活调查研究的背景 贵州在历史上长期被视为“化外”之地，但经明清两朝的经营治理之后，物产方面虽仍属于“地瘠民贫”之邦，但教育方面却出现了“三千举人，七百进士”的人才兴盛局面。进入近代社会之后，贵州先后积极响应“武昌起义”“护法战争”，极力支持红军长征，民间革命力量暗流涌动。因此，为避战迁入贵阳办学的大夏大学的学者们首先感受到的是贵州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的社会局势，意识到贵州各族人民是中国抗战的重要力量，应该纳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任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呼吁：“与中国关系深切，都系我们族类，同属炎黄子孙，则至今日大中华民族争生存之民族抗战中，苗夷族也应和其他各族地位一般，当无轩轾之分，与全国各民族，同调同步，共策共励，齐站在一条阵线上抗敌御侮2。”在此背景下，陈国钧主张通过普及教育来培育贵州少数民族的爱国思想，使之形成主动意识：“然国力培育，尤贵激发民众自动，欲激发民众自动，端赖教育力量之引导。贵州为我中国之一环，苗夷占本省人口三分之一，抗建大业，在贵州苗夷族肩上应担负责任，然以已往边疆苗夷教育不普及，至今汉苗夷间，仍未能整个跻于同一步调，对于抗建，实为一大浪费，吾人应使汉苗夷之分歧意见，熔冶一炉，陶铸成保卫民族国家之中坚，以抵御敌人侵略，故本省苗夷教育之推进，实为当前要务3。” 贵州少数民族众多，在明清的官方文献中多被统称为“苗”“夷”，长期以来不为外界所知，不仅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存在隔阂，而且少数民族之间也缺乏了解，只有群体意识而没有民族及国家意识。正如抗战时期经历“3年贵州、5年云南社会生活”的吴泽霖后来回忆所言：“抗战爆发后，我来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从我亲身接触到的以及从别处听到的一些情况，才发现边境上或靠近边境的少数民族并不都是团结一致的，并不是一座坚固的长城。相反地少数民族中的大多数人对国事了解不多，对民族概念、民族意识、民族多层次的范围、民族与国家的关系等等的认识都很模糊。同时我又注意到，我国少数民族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跨国境而居的，而其中一部分人对国境和国籍的观念是淡薄、模糊的4。”针对当时的政府当局对少数民族关心不够、帮助不够以及存在大民族主义、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有隔阂的现状，他主张“必须采取各种措施以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互相了解，使广大汉族群众对少数民族具有正确的认识，加深对他们的感情”，当务之急的事是“应把各民族的历史进行系统的整理；在民族地区进行广泛的田野调查；把整理调查所得公诸于世；尤其应把材料扼要编入各种教科书中，对青少年进行系统的正确的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