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海棠、桑叶、雄鸡与中国..docVIP

秋海棠、桑叶、雄鸡与中国 　　鸦片战争的炮火使得清王朝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惊醒，19世纪中叶以降，中西交冲尖锐，民众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情绪得到激发。在整个民众的情绪日益高涨的背景下，政党与政府及社会精英广泛运用政治仪式、符号象征等柔性机制与民众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互动，相互渲染，从而进一步唤醒和激发民众的爱国情绪与民族认同，进而为政党与政府自身的立足获得民意支持与政治合法性。近些年，以政治符号、仪式、象征等相关问题日益得到学术界的关注。但目前学术界对晚清直至新中国初期中国的领土版图形象的研究仍相对薄弱。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陆地边界线最长与邻国最多的国家，目前陆地边界总长两万两千多公里，分别与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接壤。而这一客观现实使得加强对近代以来中国国境线的变迁及与此相关的中国版图形象变迁的了解越发重要 从“虚边”到“实边” 对于清中前期之疆域，时人虽知国之四至，但在封贡体系之下，知有“天下”，不知有“万国”，中国与周边国家边界不明，国家疆域具有相当大的模糊性，即处于“有疆无界”的状态。在宗藩体系与华夷秩序之下，中原王朝与周边的藩属乃至邻国并不存在确切的国境线 18世纪末开始形成一次边疆史地研究的高潮，梁启超曾将之评价为“一时风会所趋，士大夫人人乐谈”，“兹学遂成道光间显学”。随着边疆史地之学的兴起与西人东来的冲击，史地学者的近代国家边界观念逐渐形成，版图、疆域意识增强。尽管如此，19世纪上半叶，一批有识之士如魏源、徐继畲，在描绘中国疆域的时候，仍要面对不可避免的模糊性。魏源在其《海国图志》中指出中国位于亚洲东南，“径六千里，东西大抵略同”。而在《圣武纪》中，魏源更是明确地指出，“十七行省及东三省地为中国。自中国而西回部，而南卫藏，而东朝鲜，而北鄂（俄）罗斯，其民皆土著之人，其国皆城郭之国”；蒙古、回部、西藏、俄罗斯、朝鲜、缅甸、安南等同为中国外藩。徐继畲的中国地域观与魏源有所不同，认为除了俄罗斯、日本、印度以及在遥远西部的一些穆斯林部落以外，整个亚洲尽属中国“幅员” 清政府与邻国签订的第一个边界条约，即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两国以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与外兴安岭为界。随着西人东来，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清政府与英、法、日、俄等国相继签订了诸多不平等条约，而这些条约中，则有多款条文涉及中国的疆界。中俄《瑷珲条约》即割让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领土。中俄《北京条约》不仅迫使清政府承认《瑷珲条约》的条款，并进一步确定了中俄两国在东北和西北的边境，加之后来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及相关条约，中国在东北和西北地区共丢失了150余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清政府在东北与西北大面积丧失国土，但也在客观上为西北与东北划出了一条相对存在的国境线，使得清政府领土版图的北方部分得以大致定型 随着清政府国力的衰弱与数次战败，清政府的朝贡国也逐渐减少。签《北京专约》，琉球撤藩；签《中法新约》，越南撤藩；签《马关条约》，朝鲜撤藩。如是，清政府周边的屏障逐渐丧失，而与此同时的边疆建省以及实边运动，使得其统治的区域也逐渐明晰。从“虚边”到“实边”是晚清中国版图形象的逐渐清晰 “一叶秋海棠” 清末民初之际，关于中国版图的想象已出现“大三角形”和“秋海棠”两种意象。清末学部所审定的《最新地理教科书》中描述如是，“全国之境，为一大三角形，锐端当其西”。而同一时期学部所编《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即已有“我国地形，如秋海棠叶。出渤海，如叶之茎；西至葱岭，如叶之尖；各省及藩属，合为全叶”的描绘。这是笔者在清末民初教科书中目前所能找到的关于“秋海棠”最早的描述，即不晚于清末教育改革，教科书中已开始采用“秋海棠”这一象征来形容中国的版图，从而进行民众教育与宣传 辛亥年，清帝逊位，民国肇兴。中华民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地理》中，延续了“秋海棠”这一意象。这部教材利用图文结合的方式，一方面给出秋海棠叶的示意图，绘出其叶脉，另一方面则给出中国版图的示意图，形状与上文所述的秋海棠叶十分相似。图画之外，还有解释说明的文字：“中华民国之地形，颇似秋海棠之叶。西方为锐角，似叶之尖。东方则斜平，且有凹处，似叶之本。南北两方或凹或凸，似叶之边。熟审秋海棠叶即知我国之地形矣。” 随着秋海棠这一版图想象的传播，“大三角形”这一想象逐渐消退，偶尔有教科书将“大三角形”与“秋海棠叶”相糅合，即“全国地形略似横铺之秋海棠叶，以西部之葱岭为叶尖，东部之渤海为叶本，成一大三角形”。“大三角形”的版图想象被“秋海棠叶”所取代，并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秋海棠叶”的形象日益成为主流。民国十三年出版的地理教科书这样描绘：“原来中华民国的地形，宛像一张横铺着的秋海棠叶子。叶柄附近的凹处，对着东面，恰是辽东、山东两半岛所挟持成为的渤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