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寿彝先生对范晔与《后汉书》研究.docVIP

论白寿彝先生对范晔和《后汉书》的研究 　　摘 要：白寿彝从范晔对历史书的撰述态度，著述多有创见，对具体的历史群体做出分析评判，是无神论的拥护者这四个重要方面对《后汉书》给予了阐释与分析。从这种分析不难看出白寿彝在新中国成立后前17年的史学史研究的基本路径与基本理论方法。今天看来，依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 关键词：白寿彝；范晔；《后汉书》；史学史；学术价值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1-0140-02 “前四史”历来为史学史研究的重点。范晔和《后汉书》在中国史学史研究当中占据重要分量，为史学史学习者不可绕开之重要著作。白寿彝对范晔和《后汉书》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思路与阐释路径，在范晔和《后汉书》的研究中成一家之言。①并且影响到其他学者的研究工作。② 对于范晔，白寿彝分析了其生平经历。由于范晔是庶子出生，受了不少屈辱，所以在范晔的思想里也包含着对现实际遇的不满与挣扎。范晔对世态炎凉的感受也较其他人更有感触，从而对下层民众的冷暖也更能给予关注。白寿彝分析范晔，具体而言，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对历史书的撰述态度 范晔主张“以文传意，以意为主”。这八个字的落脚点在后面四个字。历史撰述不同于文学家做文，文学家做文是讲究如何将文章写得气势磅礴，光彩华丽，从而体现出文学家所描写对象的别致。但是历史学工作者更多地需要是通过文字的表述，达到对历史人物的刻画，历史事件的表述，在文字辞藻上并不需要过多的华丽铺陈，只需要讲清楚人物特点，事情来龙去脉就可以了，在此基础上，努力做到对所表述人物或事件的真实性即可，因此“以意为主”就成为历史著述的表达方法之一，这也反映了史学和文学的区别 范晔的这种作史观点值得提倡，要把文学的历史与历史的文学分开，这对历史更偏重求真求信大有裨益。这才是史学追求的一种较高境界。由此可见，我们一直强调在中国传统学问中，史学与文学并不分开，但是在有的史学家看来，依然是有所区别，所以对待这样一种文史分开或者文史不分，对我们具体的研究一部史书而言，应该有一双能雾里看花的眼睛去仔细甄别 二、著述多有创见 白寿彝研究中国史学史，总能够从客观的历史背景与历史进程中考察史书流变，尤其重视史书中所表现的思想性内容，并且能从史学史的纵向发展中给予其研究的史书符合史书特点的定位，对史书的创见也更是给予重视 对范晔《后汉书》中的创见，白寿彝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如范晔作帝纪之后做皇后纪，这主要是从政治史的作用来考虑。范晔发展了以对历史人物以类例相从的历史记载方法，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四对其类次方法有所讨论，白寿彝在其基础上继续加以论述。他举《后汉书》列传三十九为例，认为范晔善于将具有进步思想的几个代表人物合为一处进行撰写。这一卷的人物有王充、王符和仲长统，这都是当时有代表性的进步人物 在评价人物方面，范晔也保持了品第人物的兴趣，但范晔对历史问题的兴趣绝对没有停止在品第人物这样一个层次上。在为皇后立纪和以类相从记载人物上面，范晔希望通过用纪传体史书的体裁来包罗对历史问题考察的办法依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这范晔似乎还没有完全认识到 范晔善于通过对历史事件记载或者人物刻画来表现自己的政治倾向。每一个史学家（纯技术的史学家除外）在其著作当中都会或多或少的表现自己的政治论点，范晔也不例外，而范晔表现出来的政治观点的思想性在白寿彝看来，具有进步意义。如范晔对于东汉开国时期君臣关系的看法就和袁宏对立，袁宏认为君臣乃名教之本，但范晔不这么看，而将当时君臣关系作为一种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看待。对于当时的贵族豪强，通过自己的权势盘剥压榨下层人民，范晔给予了积极揭露，并不加以粉饰。对当时的历史变乱，范晔认为是官民矛盾，是官逼民反，肯定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 范晔在品第人物上还有一个特点即白寿彝所言“重节义”，这个节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封建伦理道德，比如范晔对李固和陈蕃的评价，就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节义。正如白寿彝所指出：“当然，后汉士大夫的节义是封建主义的，我们不应离开封建主义而谈节义。”[1]139 因为范晔的节义观念是在揭露丑恶和赞扬进步相互结合下进行的。正因为如此，他对范晔这样一个出身世族家庭的知识分子能够反映进步的士族地主的愿望给予了肯定，对他的历史编篆法和对他在史书中所体现出来的进步思想与司马迁排列在一起，认为是同司马迁一样具有进步思想的史学家，对司马迁的著史风格有所发展 三、对具体的历史群体做出分析评判 白寿彝指出范晔继承了司马迁和班固以来的一些史学传统，但他之所以能够在一个更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观察撰写当时的各个群体，这与魏晋以来长期动荡局势有关。他对范晔评论宦官和评论外戚，都做了相当深刻的分析。这里仅以评论宦官为例，对东汉宦官，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