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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9 附錄：香港的社會福利與人口政策 香港社會民主基金會 (2003)『香港：上下求索，何去何從？』青文書屋 人口及社會素質素及人口結構落後于經濟水平形成了挑戰 經濟持續繁榮下，香港並不需要有積極及長遠的人口及社會政策。因爲社會資源不斷澎脹，人口、社會質素問題得以隱藏起來。但當經濟不前、經濟水平已達發達國家前沿，人口質素、社會福利的制度問題便暴露出來了。舉例說，二零零一年的人口普查資料顯示十五歲及以上人口之中有五成四最高學歷只及或低於初中程度 ， 2001年【人口普查简要报告】，表15 2001年【人口普查简要报告】，表15。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 隨著人口結構的急劇轉變及老化，香港的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少問題亦浮現。同年二零零一年底，保障老年人經濟需要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才開始供款。故此，當大部分發達國家的貧窮組成主要人口是單親及低收入家庭，而香港則有近六成「綜援」受助者是六十歲以上的老年人。 香港與大陸融合 創造地緣優勢 香港與中國大陸，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的融合亦在特區第二屆政府成立後逐漸成爲議程。就經濟戰略和政策方面，我們有另外的文章加以分析。；無論如何，珠三角的進一步連系這亦做造就了社會與人口政策重新定位的基礎。兩者除了應協調解決香港本身相關問題之外，亦要考慮超越羅湖「邊界」的種種可能。有了這個角度，香港特區政府的相關政策便可從地緣優勢，加入新的元素及動力。 香港社會福利的制度問題 香港的綜合競爭優勢並不單在於經濟元素，它的社會軟體亦愈來愈顯得重要 – 現代化的社會管理、獨立的司法制度、新聞和及言論自由以及穩定社會的社會福利制度。在這些社會軟體之中，社會福利制度的作用一直被低估。亞洲金融危機至今，香港社會大致保持穩定，社會福利制度的功能不能忽視。特區政府除了提供九年免費教育，它也實行「普及健康服務」的醫療制度﹔香港還有近半的人口居住於各類型的「居屋」及「公屋」﹔至於缺乏收入的窮人，香港亦有「綜援」的最後安全網。這些社會服務及福利對低下層市民傾斜，可以說是緩和了經濟結構調整的壓力。這亦說明爲何香港貧富懸殊十分嚴重，而社會能夠相對穩定的原因。 二零零一年量度收入差距的堅尼係數，香港的數位是0.525﹔若加入社會服務及福利的再分配結果，這資料應有實質下降。 需求與供應失衡 不過，展望未來，面對貧窮嚴重化、貧富差距擴大、家庭功能弱化、人口老化、社會期望上升等問題，香港社會福利制度的成效能否維持下去，亦成爲了疑問？ 香港社會福利制度面對的挑戰及困難可歸納爲兩方面：(1)質與量兩方面的需求不斷增加；(2)財政投入卻受制於經濟及社會條件，未能配合。 社會發展超越剩餘模式 什麽社會福利制度可以解決或減低上述提及的結構性因素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特區的社會福利制度主要爲低下層市民服務。但基於社會、經濟需要及政治壓力，它部分的內容已面向社會不同階層。例如普及基礎教育惠及中上階級，公帑支援的大學並沒有入息審查、公共醫療的住院部分已佔據八成市場份額。 香港幾項普及社會福利及服務都有其獨特原因。九年免費普及教因應七十年代香港工業化的經濟需要，加上民間壓力推動下促成的。普及的公共醫療則由於本身是以低下層爲服務物件，政府並於六十年代諾不會由於經濟理由使病人不能得到醫療照顧。但九十年代的改革及公共財政大量投入下，公立醫院服務質素得到極大改善，以致吸納不少中產階級病人，亦影響私立醫院的住院率。至於不設經濟審查的老人津貼是政府在七十年代後期爲了回應社會對退休保障的訴求而設立。 可以說，香港的社會福利制度並不是剩餘模式 指市場及家庭不做及做不來，政府才干預。 香港幾項普及社會福利及服務都有其獨特原因。九年免費普及教因應七十年代香港工業化的經濟需要，加上民間壓力推動下促成的。普及的公共醫療則由於本身是以低下層爲服務物件，政府並於六十年代諾不會由於經濟理由使病人不能得到醫療照顧。但九十年代的改革及公共財政大量投入下，公立醫院服務質素得到極大改善，以致吸納不少中產階級病人，亦影響私立醫院的住院率。至於不設經濟審查的老人津貼是政府在七十年代後期爲了回應社會對退休保障的訴求而設立。 指市場及家庭不做及做不來，政府才干預。 然而，矛盾的是它的制度設計的架構仍然是剩餘模式–以低下層市民爲服務主體–因此，有低收費、 低服務水平的設計特徵，而沒有內置需求制約機制。例如公共醫療低收費是由於六十年代中期研究市民的負擔能力而延續下來的。 一九六四年的醫療白皮書指出政府統計發現有八成人口不能負擔當時有資助的公立醫院住院服務費用。這些特徵矛盾在於收費受著二元經濟的制約而大致保持下來。 香港的大多數政黨及壓力團體以回應低下層市民民生需要爲己任。例如公屋租金被立法規定爲住戶一成收入，公立醫院住院每日的收費不及成本百分之三﹔而增加收費並不容易，如公屋富戶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