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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某些编辑记者剽窃行为汗颜 　　《新闻记者》杂志近来发了好几篇关于编辑记者剽窃通讯员稿件、或在通讯员稿件上随意挂名的批评文章，作为新闻界中人，读后心里确实感到不是滋味。但我又不得不说，这些文章发得好，发得太及时了！ 说起现在的记者作风，本人实在不敢恭维。好的记者当然有，出色的也有不少。然而，现在编辑记者当中不检点的也大有人在。我在地方媒体工作，据我力所能及的信息获取范围，包括从其他媒体了解到的一些信息来看，这个情况还是相当普遍、相当严重的。一些媒体的编辑记者，尤其是地方党报的编辑记者，仗着机关报的特殊身份，长期养尊处优，高高在上，写稿发稿“饭来张口、衣来伸手”，靠通讯员的供养。若通讯员主动投稿给编辑记者，请编辑记者加工润色，“求”编辑记者发稿，编辑记者就在稿件上署上自己的大名。这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们不便多说，让这些人自己去反省。可有一种情况性质甚为恶劣：一些编辑记者为了完成任务，为了多得奖金，居然到编辑部找通讯员的来稿加名字，有的甚至还守在传真机旁，一见通讯员的好稿，立即据为己有。这种事，我就曾碰到过 编辑记者窃取通讯员的稿件，据老一辈的报人和通讯员说，这种事在过去并不多见，也很不光彩。那时候“全党办报、群众办报”，通讯员光荣得很。通讯员的作品在编辑部里普遍受到重视，即使没写好，只要有一些新闻价值，编辑和记者也要打电话找上门来，主动帮助补充修改，直到发表为止。现在这种好作风、好传统，在一些新闻单位已经失传了。现在的记者，心里装的更多的是任务，是发稿量，是奖金。现在的编辑，心里装的更多的是版面，是稿子，是视觉效果。现在的领导，心里装的更多的是发行量，是收视率，是经济效益。至于几十年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通讯员队伍，至于通讯员的正当权益，已没有多少人考虑了。有的单位领导甚至说，有“新闻线人”就够了，要那么多通讯员干什么！甚至有一些新闻单位，竟规定通讯员不能直接给编辑部传真稿件，要传稿，必须挂上一个记者的名字，否则拒收。就是稿件传了过去，也没有人会重视。一些在基层报纸纯粹以通讯员署名的稿件，到了上一级报纸刊发出来时，署的却是该报某记者的大名。“不挂记者的名发不出稿”，这在一些报社、一些地方、一些通讯员当中，可谓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了。就如发理论文章一样，第一作者必须是一个称“书记”或带“长”字的什么领导，否则编辑连看都不看 9月6日，新华网刊出上海两位老通讯员杨济诗、孙霞琴的来稿《通讯员：发稿难 单独署名难 发大稿子更难》（此文原载于《新闻记者》2004年第8期），读后令人大跌眼镜。杨、孙作为上海常常受到表彰的老通讯员，近年来发不出稿子不说，所投稿件竟也被编辑记者改头换面，据为己有。他俩提出的通讯员“发稿难”及记者剽窃通讯员稿件的问题，在新闻界恐怕是一种“通病”了。这种“病”不治好，对新闻界的影响可就大了。我们虽不能说通讯员的稿子字字含心血，但通讯员刊出的每一篇稿件，其中所作的努力和付出，我们应该心里明白。不论怎么说，编辑记者不到现场采访，就随便在通讯员的稿件上署名，都与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格格不入 新闻单位并非生活在真空中，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并不奇怪，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对这些问题习以为常，熟视无睹，长时间听之任之。编辑记者扒通讯员的稿、揩通讯员的油的问题，比起有偿新闻、虚假报道、非法广告、记者拿红包等等来说，也许算不了什么大问题，但影响却是一样的不好。报纸和媒体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新闻工作者是精神文明的重要传播者，如果我们的编辑记者自己不文明，缺乏诚信，缺乏起码的职业道德精神，在通讯员和群众中的口碑不好，我们的报纸我们的媒体，群众还能相信吗？还有公信力、号召力吗？ 记者节快到了，我实在没必要在这里说这许多自曝家丑而又扫兴的话。我只是因爱之心切，才有感而发。我惟一的愿望是，我是一个记者，记者要有一个做记者的样子，要有一个良好的记者形象。我走在大街上，有谁喊我一声“记者”，我会感到十分荣耀。（作者系湖南省永州日报社副总编辑）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