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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关于社会性管制探究状况述评 　　摘 要 本文对国外关于社会性管制领域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述评。文章主要围绕着以下三个核心问题的已有解答进行简要的梳理：一是为什么需要政府实施社会性管制；二是加强还是放松社会性管制；三是如何设计有效的社会性管制体制。在此基础上，总结归纳了已有研究存在的四个问题，希望对今后该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一些新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 社会性管制 公共利益理论 权利保护 管制设计 作者简介：杨美芬，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政府监管、教育支出和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C93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1.230 1981年，Lave等学者首次使用了“社会性管制”（Social Regulation）这一概念，然而，他们没有给出社会性管制的定义。日本学者植草益是较早完整提出社会性管制定义的学者。在他看来，社会性管制是以保障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安全、健康、卫生，实施环境保护，防止灾害为目的，以物品和服务的质量和伴随着提供它们而产生的各种活动而制定的标准，以及为了禁止、限制特定行为而制定的规则（植草益，1992） 从当前国外关于社会性管制的已有文献来看，学者们主要围绕着以下三个问题进行讨论： 第一，为什么需要政府实施社会性管制？ 第二，加强还是放松社会性管制？ 第三，如何设计有效的社会性管制体制？ 本文将针对上述问题的研究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剖析已有研究存在的问题，希望能为之后致力于深化社会性管制领域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些新的研究方向 一、为什么需要政府实施社会性管制 对于政府实施社会性管制的必要性，许多学者从不同方面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其中，影响力度和解释力度较强的当属公共利益理论以及新的研究趋势中受到较多关注的基于“权利”的观点 （一）关于公共利益理论的研究 由于管制国家最初发轫于对自由放任主义的弥补，因此一些学者认为政府管制能够有效地通过纠正市场失灵来维护公共利益。在他们看来，市场经济存在着市场垄断、外部性以及信息不对称这三个巨大的缺陷，而后两者正是社会性管制需要存在的依据所在 首先，由于市场竞争所带来的外部性或溢出性无法在市场条件下内在化，市场价格无法将外部性所带来的正效应或负效应体现出来，因而也需要借助于政府力量来使外部性内在化（Stephen Breyer，1982） 其次，古典经济学所设定的交易双方完全出于信息对等的理想状态，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是不存在的，尤其是对于食品药品安全、医疗服务质量等一些专业性很强的领域，消费者几乎处于完全的信息不对称状态，因此政府可以作为独立于商人和消费者之外的第三方机构，强化对交易中信息拥有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的信息转移，从而缓解因信息严重不对称而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 除此之外，Breyer（1990）、植草益（1992）等学者也都把政府管制看作为对市场失灵的反应 （二）基于“权利”观点的研究 为了弥补公共利益理论的局限性，一些学者试图放弃“公共利益”这个概念含糊的词语，转而投向更被人所理解的“公平”、“正义”。这种观点主要认为政府之所以需要实施产品管制、职业安全管制、环境管制，是为了维护社会正义，追求社会公平。而该主张的一个强有力的版本是以“权利”作为词汇来表达的（Anthony I.Ogus，1994）：个人对最低收入、教育、住房、健康和安全的需要被认为是人类发展和尊严的根本，以至于应通过宪法形式加以保障。这意味着，必须达到这些最低标准，必要时通过管制活动，无论经济成本多大，即“权利”就是“王牌”。另外，Sunstein（1990）也指出，在自由放任的状态下，由于协调难题和集体行动困境的存在，可能出现混乱和非理性的状态。而通常被讥为“父爱式”的管制，恰恰有助于提高整体社会福利，促进公民权利的实现。这种权利保护的观点在近些年的关于社会性管制的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和欢迎 二、加强还是放松社会性管制 不管理论上关于政府是否需要实施社会性管制的争论进行到何种程度，结果谁胜谁负，在现实中，政府确实也已经对食品安全、职业安全与健康、环境等领域进行管制，因此，研究社会性管制的学者开始把视角从“为什么需要”转移到“加强还是放松” （一）主张放松社会性管制的观点 主张政府应该放松社会性管制的观点主要基于以下两个理由：一是为了减轻管制负担；二是防止政府被俘虏。经济学认为管制合理性必须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市场失灵造成的效率损失大于政府干预的成本（Dieter Helm，2006）。而许多研究数据却向人们诉说着这样一个事实：政府社会性管制成本高得超乎想象，严重损害了管制效率和管制质量，并给政府造成了过重的财政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