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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新闻舆论监督角色定位及历史语境刍议 　　新闻舆论监督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议题，不仅我们党愈来愈重视并加强新闻舆论监督，国内学界也特别关注对新闻舆论监督问题的讨论，研究深度不断提高。但新闻舆论监督也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本文仅就当代中国新闻舆论监督的角色定位与历史语境提出一点疑问，以期抛砖引玉。 一、新闻舆论监督与传媒角色定位 学界具有共识的观点认为，所谓新闻舆论监督其核心大致包括五点：一是运用大众传媒；二是在公共领域揭露国家与社会生活中的腐败阴暗现象；三是客观上形成社会舆论，以此监督与制约国家与社会生活中违反道德与法规的行为，尤其是遏制或减少政府机构与官员滥用权力的情况，维护社会公平与公正，促进社会机制的有效运行；四是主观上为了人民利益或帮助公众；五是在西方新闻业传统中形成“第四权力”的地位 大体而言，这一有关新闻舆论监督的定义比较准确，但是仍然有可考究之处 首先，在一定程度上，该定义在新闻传媒角色定位上存在忽视主体内在动机的倾向。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观点来看，传媒为什么会有为人民利益或帮助公众的内在动机，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假如传媒没有这样的内在动机，新闻舆论监督又如何可能？在不同的传媒历史语境中，如果存在这样的动机，那么其形态差异无疑也会很大 如果传媒属于民间的，那么只有在新闻市场中才有可能形成为了人民利益或帮助公众进行新闻舆论监督的内在动机。但如果新闻市场结构单一或无序，或因资本与权力垄断，或因混沌动荡，这一动机就难于产生与维系 如果传媒属于社会公营，那么其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内在动机同样根源于产权与治理结构的特定制度安排，“大社会小政府”是其基本社会历史语境，这方面欧洲有着相当丰富的经验 如果传媒属于政府，那么问题就转换为政府自律而不是新闻舆论监督了 在新闻传媒不构成社会重要主体结构的历史条件下，现代公共领域经典意义上的大众传媒基本上不大可能存在，又如何讨论新闻舆论监督问题？ 当然，学界不是没有意识到当代中国新闻传媒角色定位问题，恰恰相反，此类探讨颇多，也具有代表性：“在我国现行的意识形态管理体制中，舆论工具在机构设置上不具有独立性……舆论监督功能没有得到重视”，“实践证明，舆论监督如果不具有相应的自主权，就没有权威性，就会软弱无力，甚至被压制而面临寻求权力的支持，有了尚方宝剑之后，虽会柳暗花明，一时改变局面，但也是事后监督，解决个别小问题，与舆论监督所负的职责很不相称。因此，要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发挥舆论监督的权威性，消除行政干预，就有必要对舆论监督体制进行改革”。“未来的媒体要从容行使话语权或表达权，应当通过立法增强和保障新闻媒体的自主性，使其免于被监督者支配和控制，扩大一般公民的言论自由空间”。“单独设置一个舆论监督机构，在体制上必须改变原来的隶属关系，使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使被监督者能够切实受到制约。该机构一般不应归执行机构领导，应由权力机构领导并对权力机构负责”。① 问题是，离开传媒产权与治理结构的制度安排，离开公民社会的建构与法制体系的变革，“立法”以及“执行”与“权力”的划分是否可能和具有多大意义，这些都值得怀疑。哈贝马斯教授几年前访华期间，在三联书店讨论会上的演讲实际上触及了这一问题：法律规定的有效运行有赖于一定的公民社会形态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应该从权利本位，还是由功利主义本位视角讨论新闻传媒舆论监督的议题 新闻舆论监督一般指相当数量的意见，当“极少数”，乃至“一个人”的意见不同于新闻舆论，又该如何？150多年前，约翰困境，而上世纪70年代纽曼所阐发的沉默螺旋理论也分析了这一现实。②这涉及新闻舆论监督之功利主义与权利本位原则的深刻冲突。离开权利本位，功利主义又如何可能？就传媒角色定位而言，这一方面关系到以权利本位，抑或以功利主义本位讨论传媒产权与治理结构的问题；另一方面涉及怎样在理论与实践多方面平衡这两大观念的问题 这一极为复杂的问题当然不是此篇小文所可能讨论的，这里只是指出一点：权利本位是讨论当代中国传媒角色定位问题的基本理念。德沃金教授总结说：“权利理论只是预先假设了三个东西：（1）一个符合规则的社会具有政治道德的某些观念，也就是说，它承认对于政府行为的道德限制；（2）该社会对于政治道德的特定观点――以及源于这种观点的法律判断――是理性的，即对于相同的情况给予相同的处理，而且不允许矛盾的判断；（3）该社会相信它的所有成员生而平等，他们的权利受到平等的关心和尊重。”③从马克思关于人的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理解权利本位理念：“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的，它们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加以抛开的现实的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