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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大理国的经

第二节 大理国的经济 一、大理国经济发展的原因 1、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 大理国与两宋建立了臣属的关系。但由于宋朝遑于北边战事, 对发展与大理国的政治关系态度冷淡, 使宋与大理国政治方面的交往颇为有限。 2、移民带来先进的技术。 在当时中国北部与黄河流域战乱频仍的情况下, 大理国地区得以保持相对的安定, 甚至四川的百姓, 因灾荒和避战乱, 亦有一些迁入云南。 3、统治者重视经济建设。 段思平建大理国,对自由民减税粮一半, 免除3 年徭役, 并免征滇东三十七部赋税, 使南诏后期以来严重衰退的农业经济, 得以恢复并有所发展。在洱海与滇池等地, 统治者广治农田水利。在今凤仪县坝区建神庄江水利工程,疏通金汁河与银汁河 ,保证了滇池周围地区农田的用水 。 大理国还加强对新开发地区的管理。今楚雄原“历代无郡邑”, 发展缓慢。高泰明执大理国柄, 封其子高明量于其地并筑外城。楚雄遂迅速发展起来, 元初以威楚为十九万户之一。 4、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 二、封建领主制经济 大理国御下之法, 即以封建性质的分封制为基础。历代大理国王对权贵多有分封, 并赐与封地, 受封者得世袭继承。据《南诏野史》: 段思廉封岳侯高智升为善阐侯, 子孙世袭。段氏又封高泰明高明量为楚公,于楚雄筑德江城。 受封的诸侯,有义务向国王贡纳产品, 并提供服劳役的人力。段正淳在位时, 李观音得来朝,“进金马枝八十节, 人民三万二千户” 。 诸侯们把领地化为若干个小区域(村社组织),分派臣仆进行管理,这些臣仆便是地方基层的世袭小领主。 国王→诸侯→地方头目,按土地制度的等级结构联结了起来,最终把农奴束缚在土地上,进行封建领主制的经济剥削。 三、经济发展的表现 1、农业 在洱海、滇池周围地区, 农业生产进入了精耕细作的阶段。据《云南买马记》: 宋熙宁七年(1074 年) , 四川商人杨佐前往大理商议买马。其行至滇中后, “见大田,生苗稼, 其山川风物, 略如东蜀之资(资中) 、荣(荣县) 。”可知滇中农业耕作的水平, 与川东已相去不远。元初赴滇的李京亦说居住大理、滇中一带的白蛮“多水田, 谓五亩为一双。山水明秀, 亚于江南。麻、麦、蔬、果颇同中国”。 2、矿治业和金属器制造业 大理国大量铸造铜佛 。大理国广建佛寺, 铸造铜佛、铜钟当不在少数。永胜县觉斯楼现存一座大理国铸造的铜钟,钟高约6 尺, 重达万斤, 可知当时已能浇铸上万斤的大型铜器。 大理刀是大理国的名产。大理国多次进贡两宋, 贡品中常有大理刀。周去非《岭外代答》:“今世所谓吹毛透风,乃大理刀之类也。” 3、手工业 闻名的手工业产品, 有甲胄、毛毡、织造品、大理石制品等。 《桂海虞衡志·志器》说: “蛮甲唯大理国最工”。整套甲主要用象皮制成, 涂以红黄色漆, 并绘百花虫兽之纹。宋人周去非亦说: 大理国甲胄“皆坚与铁等, 而厚几半寸。苟试之以弓矢, 将不可彻, 铁甲殆不及也”。一些甲胄则以犀皮制成, 较象甲更为名贵。甲胄也是大理国献至宋朝的重要贡品, 所献甲多为犀甲。 毡 云南地多产羊, 各族人民惯于披毡, 使用极为方便。《桂海虞衡志·志器》说: “蛮人昼披(毡) 夜卧, 无贵贱, 人有一番。”《云南志略》云: 乌蛮“男女无贵贱皆披毡”。丽江地区的末些蛮, 亦“妇人披毡”。 毡制造精细美观。《桂海虞衡志》说: “蛮毡, 出西南诸蕃, 以大理者为最。”《岭外代答》卷六言: 毡毯“其上有核桃纹, 长大轻者为妙, 大理国所产也。” 毡毯也是大理国贡至宋廷的珍贵土产之一。端拱二年、熙宁九年与政和六年, 大理国贡宋的地方产品中, 均有毡毯。毡毯还是云南诸族与广西、四川百姓交易的重要商品。 大理石 大理国制作的大理石工艺品, 不仅种类更丰富, 而且采用了镶嵌金宝等工艺。据《宋史·大理传》: 大理国献宋的贡物中有“金装碧玕山”, 即以大理石精雕山岭状并镶嵌金、珠等饰物的高档工艺品。 4、畜牧业 大理国出产的马,当时闻名于内地。从北宋开始,每年都有大量的马匹出售给宋朝。 云南地区养羊也极为普遍。云南诸族均喜披毡, 乌蛮还喜披羊皮, 即为云南大量养羊之佐证。 四、商业 1、交通 大理国时云南通往外地的交通十分发达。宋熙宁七年(1074 年) , 杨佐至大理商议买马时, 在大云南驿(在今祥云县) 见到驿前有里堠碑, 上题“东至戎州, 西至身毒国, 东南至交趾, 东北至成都, 北至大雪山, 南至海上。悉著其道里之详, 审询其里堠多有完葺者。” 东至戎州道, 即唐代从今四川宜宾入云南经昭通、曲靖至昆明的道路。 西至身毒国道,指由大理经缅北部入印度的道路。 东南至交趾道, 由今昆明经建水、蒙自沿红河达越南河内。 东北至成都道, 指唐代过西昌达成都的清溪道。北宋时大理国商人赴黎州交易马匹, 即经由此道。 北至大雪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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