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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加强法治金融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法治中国”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批示和重要讲话。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全面阐述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意义重大而深远。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党治国的根本方略。法治金融建设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依法治理金融,实现我国金融运行、金融管理的法治化, 必将对推进和实现我国的金融发展产生十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加强法治金融建设的必要性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的发展离不开法治的保障 法治金融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法家思想对当代中国法治 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对构建社会主义法制社会具有很大的作用。 儒家思想的形成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是适应特定的历史需求而产生的，其价值观和思想内核已经深深地植入了中国人的内心。其中，儒家文化的“礼法”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刑起于兵，法出于礼”，同是行为规范，但属于不同的范畴，具有不同的特点。大体来说，礼是后来各种礼仪、伦常规则的集合体。其中，有相当部分属于道德范畴，涉及面广；法则为国家强制规范，是禁邪惩奸的手段，其突出特征是刑的应用。这两种治国方略虽然不用，但目的都在追求天下大治的理想境地。在不断探索与追求中，最终促成二者的结合，也顺应历史的发展要求。 法制观念一直贯穿在整个儒家思想中，并且非常重视法律。主要表现在“礼法合一”，“德主刑辅”，而“礼”作为一种差别性的规则体系，被奉为治国之道；儒家的“礼”在维护君主专制和等级特权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从而深深影响着法律本身。“德主刑辅”不是反对刑罚，而是反对位刑罚置上，其正确的理解是：刑罚具有强制作用，但只是使人畏惧惩罚而不敢犯罪。而道德的教育作用，却可使人对犯罪产生羞耻感而不愿犯罪。以礼仪教化治天下，可以“累子孙数十世”，仅以法令刑罚，就“子孙诛绝”。 儒家学说中有着非常丰富的法律思想和治国之道，因而我们要用“与时俱进”的眼光来看待儒学的发展及其对法律的影响结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际情况，弘扬儒学精神，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做到“以人为本”，使之既符合我国传统道德习惯又能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服务。 法家是中国历史上研究国家治理方式的学派，提出了富国强兵、依法治国的思想，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法家的“法治”思想是我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异常重要的地位。法家思想的核心精髓就是强调法治，反对礼制。这些基本的理论依据对后来的秦朝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而后汉朝也沿袭了这种法制制度来治理国家，在古代的法制建设体系上，法家思想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审时度势，锐意改革。法家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法家主要探讨了法律的发展与起源、法律的本质、法律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并揭示了一些关于人性、道德伦理、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发展与法律之间存在的关系。法家思想作为一种主要派系，他们提出了至今仍然影响深远的依法治国的主张和观念，这足以见得他们对发质的高度重视，以及把法律视为一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这些体现法制建设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 法家思想的重要价值之一就是“法”“势”“术”结合的治国方略。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是指菌株的权势，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驾御群臣、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法家思想的法治和儒家思想的人治有根本区别。儒家思想的人治主张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人”起决定性作用；而法家思想的法治则强调“法”而不是“人”。法家思想认为人治是统治者随心所欲的“心治”，一个人感情为基础，随心而变没有客观的标准。 西方国家是人类文明由农耕文明向商业文明转型的摇篮 ，西方的法治思想源远流长，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是人类政治思想的精华。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制度及其运行原则或方法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资本之一逐渐放弃传统的不干涉注主义，扩大和加强对社会经济的干预，限制个人权利，扩大社会福利。这一时期，西方各国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为此，有些国家设立了宪法法院、宪法委员会或行政法院，另外一些国家有普通法院代取其职权。从而也看出了西方的法治思想从“形式主义”转变为“实质法治”。为推动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迈进，他们无一不在制度创新上进行过艰苦卓绝的努力。 西方的法治理论处于思想家们对权力本质一以贯之的深刻认识，为此西方学者们设计出了“法律→分权→法治→人权”的法治政治模式。随着西方社会对法治理论的不断实践，正是西方社法治社会的逐渐建立。西方法治社会的逐渐建立的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