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农村题材儿童电影得及失.docVIP

当下农村题材儿童电影得及失 　　和农村题材的成人电影一样，新世纪农村题材儿童电影也充分表现出关注当下的热情。以区域性的贫困为创作背景，农村题材儿童电影纷纷把焦点对准贫困中儿童的教育、亲情、成长等问题上。它们或突出农村孩子求学的艰辛、逃学的无助；或呼唤亲情的温暖、传统的伦理道德；或思考成长中的无奈；或表现城乡对立中的统一。应该说，关心人面对苦难的态度，展现人在困境中为改变生存条件所做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和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以及贫困中依然保留着的孩子的游戏天性，是新世纪农村题材儿童电影的创新之处 农村的贫困依旧是这类题材的一个关注焦点。家庭困难是造成农村学生高辍学率的关键原因之一，为了争取上学的机会，他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我的小学》（2002年）讲述了一个偏远山村父母双亡的孩子郑福生在乡亲和哥哥的帮助下，一边照顾妹妹、料理家务，一边自学完成了小学全部课程，并以优异成绩直接考入县中学的故事。《上学路上》（2004年）中的王燕面临的是交不上学费而辍学的困境，但她通过一系列方法（偷卖鸡蛋、买卖钢笔、养羊羔、做“牵子”、摘枸杞等）在暑假里自己挣够了学费。纵观这些影片，贫困与辍学都是其中反复出现的核心矛盾，表现的也都是农村孩子艰难的求学过程。不过小主人公们在好心人的帮助下，用自己的努力以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解决了矛盾。影片从孩子的视角表现了求学的艰辛，但我们并没有在影片中看到因为贫穷常常会产生的抱怨和自卑，反而自始至终流露出孩子天真淳朴的天性和乐趣，这种快乐游戏精神的保留使影片充满了人文关怀 《留守孩子》（2006年）有一种纪实性风格。从主题上看，它表现的不是特殊角落里的特殊人群的特殊遭遇，而是转型期农村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小福、杜小苇、月月等孩子可以说是当代农村“留守儿童”生活状态的几种类型的代表。只是影片中针对留守孩子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无论是带孩子到城里上学，还是父母中的一人留在家里照顾孩子，似乎都还停留在表面。前者会造成另外一个问题的出现，即“流动儿童”，后者仍不能实现留守孩子对亲情完整的渴求。即使是“留守孩子之家”，也只能是一个概念化的解决方式，毕竟谁也取代不了父母对孩子的作用。但是，这些方案应该算是目前农村现实状况下对留守儿童关注的一次可贵探索。从形式上看，该片使用湖北襄樊地方方言对白，演员也多为襄樊本土非专业演员，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人物形象也更加鲜活而富有个性 农村题材的儿童电影与亲情主题有天然的联系。无论是有血缘关系的亲情，还是农村里无血缘关系的人与人之间的真情，都可在一些儿童电影里看到相关的表达 《红棉袄》（2006年）的主人公翁翠菊由于阿爸病逝，家里生活拮据。为此，阿妈和阿哥常年外出打工，留下翠菊和高龄婆婆相依为命。换个角度看，这其实也是一个留守儿童的故事，但影片并未着眼留守儿童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而是围绕“红棉袄”的买与不买展现翠菊与婆婆之间的亲情和人性中的真善美。影片打动我们的主要是苦难中婆婆和翠菊之间舐犊情深的力量和她们善良的本性、纯洁无暇的心灵，似“含泪的微笑”，让人感到辛酸中的温馨。从物质上看，祖孙二人最终没有得到也没有失去什么，但这一过程中她们相互得到了来自亲人血浓于水的最深厚的爱，这是无价的精神财富，同时也给观众一次感人的心灵净化 无论社会如何发展，民族的美德依然在传承，人性的光芒也不会泯灭。“人间自有真情在”，在哪里？在民风淳朴的农村，在《二十五个孩子一个爹》（2001年）、《暖春》（2002年）、《两个人的教室》（2007年）等儿童影片里。这些影片大多涉及农村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特别是特殊群体：孤儿、携带艾滋病病毒的孤儿。这些孩子是不幸的，因为永远失去了血脉相连的亲人；但幸运的是他们身边有那么多好心人。所以这些故事带给我们更多的是感动，而不是沉重 对乡村自然和人文风情的描述是中国农村电影普遍存在的美学倾向，体现出一种感情的依恋。农村题材儿童电影也不例外，虽然关注的主要是乡村儿童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但处理方式上展现农村沉重的同时也在发现农村的美丽。某种程度上它们试图以农村传统的文化根基和伦理美德填补城市人的焦虑和空虚，并希望以农村的“儿童楷模”感化城市儿童。这在城乡结合的儿童影片中也可窥见一二 《会飞的“花花”》（2000年）中，善良、淳朴的农村孩子小狗宁愿失去心爱的公鸡“花花”，也要帮助媛媛。《我们手拉手》（2004年）中，农村孩子贫困而坚韧的生活让城里的同学在震惊中受到了教育，促进了心灵之间的沟通。城市和乡村的相互投射使这些影片在友谊的表层主题下完成乡村对城市的精神救赎，不过叙事过程中反映的是城市人的理想社会状态和理想人格，必然会牺牲农村的丰富性和主体性，从而造成这类农村题材儿童电影某种程度上的乌托邦意味 总体上看，新世纪农村题材儿童电影与20世纪同类题材儿童影片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