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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传媒文学本体性地位 　　现代传媒作为文学活动第五要素和五要素文学活动论的提出，在文论界产生了一定的理论反响，这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它可能引起文学活动范式的一次新的革命，进而可能导致整个文学理论学科范式的转换，对中国当代文论建设意义重大。但建构五要素文学活动论的主张，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特别是持文学活动四要素说的学者的质疑：传媒不过是信息传播的工具，不与传统的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处于同一层次，更不可能成为文学的本体性要素。为了回应这种质疑，本文再次重申并将深一步论述如下观点：现代传媒不仅可以构成文学活动的第五要素，而且在文学活动中具有本体性地位 首先应加以明确的是，此处的“本体”并非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中的本源、始基、本质等意义上的概念。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秉承的是一种实体本体观，本体论的任务是寻找惟一的、特殊的、终极或最后的实体（最后的存在者）作为解释事物为什么存在的依据，如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基督教哲学的上帝、康德的“物自体”、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等。受这种传统本体论思维模式的制约，传统文学本体论研究必然要在文学诸要素中选出一个最后的处于本源地位的要素作为文学的本体范畴。可以说，西方两千多年文学本体论关于文学本体范畴的演进史，不过就是依次在世界（模仿说及其变种）、作家（广义浪漫主义）、作品（广义的形式派）、读者（接受美学）四个要素中转换和选择的历史。五要素活动论对这种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持批判态度，而采用现代哲学本体观，即本体不是与存在者存在整体相隔离的惟一的最后实在――某个特殊存在者，而是立足于存在者存在整体、标识存在者如何得以存在的存在方式。存在方式必然由一定历史场域中事物诸多要素之间的某种关系、结构来完成。如此，事物本体范畴就必然由多个要素而不可能再由某个惟一的要素独立担当。作为对象性存在的文学也应如此。换言之，世界、作家、作品、读者都不具备单独担当文学本体范畴的资格，但同时又都是文学的本体性构成要素，同时都具有文学本体性地位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文学传媒是否可以与传统四要素一样进入文学本体范畴。以传统眼光视之，的确传媒只是信息传播的工具，工具为“末”而非“本”，文学传媒也不具备本体地位。然而，20世纪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一个重要成果就表现为破除了视语言符号为工具的传统观念，而确立了语言、符号在人类文化意义生成过程中的本体或存在性地位，这在东西方学术界已基本达成了共识。而现实的存在状况是：在信息传播过程特别是今天的现代传媒语境下的信息传播过程中，语言符号也往往依托于诸如纸张、胶片、电脑屏幕等载体媒介和印刷书刊、互联网网页等制品媒介，甚至期刊杂志、影视、网络公司等媒体机构而存在，没有这些传媒形态，语言符号所承载的意义也无法得以实现；与此同时，语言传达的最终意义应该是包括传媒在内并以传媒为物质基础的多种因素共同建构的结果。实际上，仔细考辨20世纪西方文化学术发展史，我们可以依稀看到一条关于传媒在文学中具有本体性地位思考的思想线索，它由浅入深、由朦胧到清晰、由点及面地弥散于哲学、文化研究、传媒学等众多领域的知识话语之中。早在20世纪20年代，赫金就强调了包括文学在内的任何意识形态形式只有“在一定的符号材料中才能实现”的思想，而他所说的“符号材料”已经超出了语言的范围，包括手势、衣着、风度、行为、活体、报刊等，这就是伊格尔顿把巴赫金的研究称为“唯物主义意识理论”的道理所在。稍后，雅各布森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语言活动的六要素说，他特别区分了“符码”（code）与“通道”（contact），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一个传播学中的重要问题：作为语言符号（符码）物质性载体的“通道”在一个完整的语言信息交流活动中更具有不可忽视的基础地位。20世纪下半叶，雷蒙德“文化唯物论”的研究传统，他们的理论研究实绩之一恰是表现在对社会语言、大众传媒、亚文化形式等物质性载体对文化（包括文学）存在体现的本体性意义的强调上。至于西方20世纪后半叶的传媒学研究则直接阐释了媒介的本体地位问题。伊尼斯认为“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在麦克卢汉那里，这种思想被进一步发挥成了那句振聋发聩的著名论断――“媒介即讯息”，落实在文学活动中，就是文学媒介决定读者是否可以接受和接受何种文学信息。荷兰当代学者德“后生命形式”而言，很可能将“移居赛博空间”，又可能获得与当下完全不同的生存方式。依托于新的虚拟空间人类已经发明了传统媒介语境中根本无法产生的赛博朋克文学等新的文学样式，人类“后生命形式”时代的文学为何样态，现在是无法想像的 当然，这些理论内容尚需我们具体详细地研究，但仅从上面的简单列举再结合当下文学活动的现实存在状况，已经可以清楚地阐明，笔者所说的载体媒介、制品媒介和传播媒体不仅构成了文学的本体性要素，而且还是其他文学本体性要素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