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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字重建及亲人精神联系 　　“大多数中国人都如我的亲人一样，在柴米油盐、生儿育女、生老病死的细枝末节中推进人生”。 三村苦乐百家味，一城贵贱两重天。 《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书写几十位亲人的生命故事，关注三十年村庄的沉浮变迁，以实践反思“返乡书写”，为大地上沉默的大多数发声？ 这本书写得诚恳和慈悲，虽只是剖示一个家族样本，却不失为跟踪中国社会千年变局的一种微观史记，一份逼问过去与未来的深重忧思。在黄灯笔下，乡村不再是寄寓乡愁的载体，而是一个知识分子倾其智识、关怀于其中的“问题的场域” 作为整个家族唯一获得高学历的人，我的成长，隐喻了一种远离乡村的路径。长久以来，在知识包裹、理论堆积的学院生活中，我以为个人的日常和身后的亲人失去关联，是一种正常。事实上，在一种挂空的学院经验中，如果我愿意沉湎于概念的推演和学术的幻觉，我的生活确实难以和身后的群体产生太多交集。无可否认，当我不得不目睹亲人的不堪和不幸，深感无能为力的同时，内心也隐隐升起一种逃离的庆幸 2002年6月，获得硕士学位后，我没有选择工作，而是南下广州继续攻读博士，“南方”作为一个实在的场域，突兀地进入我的视野。对我而言，人生的宏图再一次展开，理论的诱惑让我沉迷。在学院的高深和宁静中，我一次次感激命运让我逃脱了90年代后期国企工人下岗的厄运，庆幸个人的努力终于获得了回报。等待我的前景是，只要拿到学位、顺利毕业，我的人生就会自然而然驶入早已预设好的轨迹，从此远离底层，远离辛酸与泪水。在个人奋斗的路线图中，每个环节严丝合缝，与闪闪发光的时代交相辉映。确实，十几年前的博士头衔，还有足够的含金量让一个底层青年摆脱卑微 我从来没有想到，堂弟黄职培的一次偶然造访，给我提供了契机。这个契机不但悄然改变了我多年的平静状态，而且让我将目光投向了另一个群体 堂弟黄职培十四岁不到，就来广州打工。2002年中秋傍晚，他敲开我的门，看我在家，怎么也掩饰不住四年未见的喜悦。我因为一直外出求学，而他过年也很少回家，姐弟已经多年没有见面。他兴奋地告诉我，自己如何巧妙躲过门卫的盘查、顺利进入无比神秘的中山大学。我这才知道，自己自由出入的校园，并不是对所有人开放。少年时代就来广州打工的堂弟，尽管有着一张年轻的脸孔，终究难掩农民阶层的气质。我留意到他手中的物品，一盒是“广州酒家”的精装月饼，一箱是“蒙牛牛奶”，这些今天看来极为普通的东西，对当时的学生而言还十分珍贵，也很少享用，我没想到十九岁不到的堂弟，竟然给我送来礼物。我责怪他花钱，他只说了一句：“你第一次在广州过节，一个人太冷清。”我问他手头是否还有钱，仿佛为了让我放心，他很开心地告诉我身上还有50元。我事后才知道，堂弟当时因为年龄太小、手艺不精，只能靠打零工混口饭吃。他甚至没有接受一起去食堂吃饭的邀请，就匆匆赶回了工地。在此之前，我尽管多次从父母那儿得知，故乡的很多亲人都蜗居在广州一个叫塘厦的城中村，离我就读的学校并不太远，但我从来没有动过去看望他们的念头，甚至因为有些亲人赌博、吸毒，总和一些来历不明的人混在一起，我潜意识里希望和他们保持距离，划清界限，以免给自己带来麻烦 堂弟的到来，让我感动并深思，多年迷惑不解的一个问题逐渐清晰―在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中，逃离的群体，是如何在知识的规训中，以个人成功的名义剥离一种本真的感情，并在内心注入更多上升通道的算计和权衡；又是如何在不知不觉、不动声色中塑造精英的感觉，逐渐疏远身后的亲人？我隐隐感到竭力营构的优越感正轰然垮掉，自我审视悄然出现 这是我内心深处最大的隐秘。这个偶然的场景和事件，堂弟压根不会放在心上，但它却总是自动校准我人生的方向。在此以前，我一次次逃离人生的险境，在周密的计划和有效的努力中，越来越接近“成功人士”的轨迹；在貌似精英化的个人路线图中，逃离故乡是摆脱厄运的起点，远离亲人是塑造精英感觉的开端。我在暗中使劲，众多亲人不体面的容颜，在城市的傲慢和学院的高深中，被我涂抹成模模糊糊、忽略不计的背景；我并非有意远离他们，但不同的人生境遇，确实让亲人之间普通的交集变得遥不可及 我得承认，堂弟的事，有很多让我迷惑不解。堂弟五个月大的时候失去母亲，幼年并没有得到父亲的细心照料，奶奶过世后，只得和哥哥相依为命。初中都没有读完，为了获取进城打工的机会，他谎报年龄，把实际年龄改大了四岁。我不知道，在戾气横生、情感粗糙的坚硬现实里，一个出身卑微的孩子，在广州多年的辛酸辗转中，如何保存了悲悯和爱的能力？不知道在塘厦混乱、肮脏的环境中，一个底层的打工孩子，在被打、被骗、被拖欠工资、被抓进收容所挨饿三天之后，为何对生活没有太多抱怨，依然懂得去关心亲人？这些基本的情感，恰恰在我多年的求学生涯中，被日渐生硬、冰冷的知识稀释。反观自己的生存，我发现知识的获取，不过让我冠冕堂皇地获得一种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