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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视域下近代女子体育探究 　　摘 要 近代以来，随着欧风美雨传入中国，女子体育在中国萌芽。因体育所具有的现代化内涵及挽救国族的意味，女子体育在中国开始蓬勃发展。但是，由此也带来多种体育观的争鸣，以及大众舆论与女子体育的互动、女性自我意识与体育的博弈，这些都构成了近代女子体育的多维图景。《超越性别身体：近代华东地区女子体育（1895-1937）》一书，以性别视角入手，分析了体育与国家、社会文化的复杂关系。本文以身体的“泛国族主义”、性别议题、大众舆论等为切入点，并结合书中的史料运用，思考讨论多元视角下的近代女子体育之赓衍 关键词 国家 女子体育 性别 舆论 作者简介：米斯琪，河北大学历史学院2014级历史学专业，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中图分类号：G80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2.248 近代女子体育的发展史，某种意义上可看做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历程的缩影。近代女子体育史所折射出的时代更迭、社会思潮的流变以及个体意识的萌发，都可作为体育史研究的对象。游鉴明教授在《超越性别身体：近代华东地区女子体育（1895-1937）》一书中，以性别、??族、舆论等之前较少为学者关注的角度着手，考察近代华东地区女子体育的发展。游教授将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舆论、体育政策与校园文化”，聚焦女子体育观的产生、女子体育在学校的运行及体育如何成为女学生的日常生活；第二部分，“媒体、社会大众与女子运动竞赛”，则考察媒体和社会的多种观点，借此诠释女子体育在近代的作用。这样的行文逻辑既兼顾了宏大的国家、民族的视角，又从微观出发，旨在解决女子体育滥觞的目标与具体运作、女性在体育运动中的自我认识、由女子体育衍伸出的观看与被观看、大众舆论与女子体育的互动等问题，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勾勒出了近代女子体育的全方位图景。本文将从国家、民族、性别、公众舆论及史料运用等方面具体评述游鉴明教授这本书的学术价值与典范意义 一、身体的文化建构 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中，女性处于男权社会话语的规训下，这就导致女性在历史上长久的“失语”状态。尤其到了明清时期，女性被排斥在公共空间之外，“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女子本无抛头露面之权，中国也本无女子体育。但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为女子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下，出现了诸如新女性、贤妻良母、女国民、国民之母、女同志、女战士等表示女性身份的语汇。这种不同的称呼，反映出时人对女性不同的身份期望，“贤妻良母、新妇女、新女性基本是社会生活领域对女性的界定，女国民、女同志、女战士则为政治领域使用的语汇与概念”。 这其中，由于民族危机的逼迫，“尚武”、“强种”的观念大行其道，“女子乃国民之母”的言论成为塑造女性身体的主轴。游鉴明教授认为，究其本质，是民族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国家的规训，使得近代女子体育蓬勃开展起来 本尼迪克特将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界定为“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认为：“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 中国近代女子体育滥觞的背景就是由于民族主义的广泛传播。知识分子、运动家、官员甚至于普罗大众，他们可能永远不会遇到彼此。但在民族主义的驱动下，他们认为所有中国人都应当为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而努力，女性也不例外。由此，民族的认同跃过了性别的藩篱，女子应该强身健体，保卫国家，“国民之母”，“新女性”等概念广泛传播。以此为由，女子体育开始发展。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巾帼不让须眉”，“女子健美”，“保国强种”等表达仍见于报端 近代以来，国家权力不断延伸，对社会的控制力不断加强。这也意味着，我们在研究近代中国社会时，不能忽略“国家的在场”，要注意到国家强大的话语权对身体的规训。由此引申出的问题是，近代以来，身体究竟是个人的，还是属于国家？在近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下，人们如何对身体进行建构？对此，黄金麟指出：“学校体系的成立以及其间涉及的对时间的精密计算、对身体整洁的讲求、对空间的严格要求、对国家意识的讲究和对教育作为一种国家生存手段的体认，就说明这个制式的身体规训机制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效率模式在经营国民的身体建构。” 放宽历史的视界，我们会发现，不仅仅是学校可以形塑身体，近代以来作为新的社会事物的媒体舆论、工厂企业、党政机关都会人的身体塑造有强势的影响。这种现代性的“牢笼”，可以说已经深深笼罩在每个人头上，难以摆脱 身体在近代的国家化，是女子体育能够蓬勃开展的原因。游鉴明教授也是认同这一点的，但此书值得为人称道的地方之一，恰恰在于游教授跳出了仅从民族、国家去探讨近代女子体育的发展的窠臼。她以多元的视角去考量近代女子体育，并指出由其衍生出的个人意识、公众舆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