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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察冀诗歌大众传播学意义探究 　　【摘要】晋察冀诗歌作为抗战宣传形式之一，很好地发挥了社会协调与联系、环境监视、社会遗产传承、提供娱乐等社会传播功能；贴切地运用了针对受众心理的“自己人效应”，推动了抗日宣传的全民性认同；巧妙地运用了诉诸感情的宣传技巧，鼓舞了我方军民士气，瓦解了敌军斗志。对晋察冀诗歌从传播学层面进行打量，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其思想与艺术价值 【关键词】晋察冀诗歌；抗战宣传；社会传播功能；自己人效应；诉诸感情 新中国成立后，自《晋察冀诗抄》（魏巍编，1958）出版以降，晋察冀诗歌又一次引起了文艺界及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成为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视点。在晋察冀诗歌的文学史意义得以确立的同时，其传播学意义却鲜有人论及。事实上，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晋察冀诗歌从创作之初，就注定了其政治性远大于艺术性。当然，如果从文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些诗歌中同样有修辞、有想象，有与现实结合的革命浪漫主义，很多诗歌都具备较高的艺术水准，是中国新诗史上的一座丰碑。但不可否认，这些诗歌的内容、形式及创作手法全都以达到宣传效果为旨归，而且值得时人欢呼与后人铭记的是，这些颇具艺术感的诗歌在战时比武器更锋利，起到了教育团结人民群众与动摇感化敌人的极佳宣传效果，对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起到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因而，对晋察冀诗歌传播学意义的考量，既是我们对其文学史意义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晋察冀诗歌的社会传播功能 概而言之，大众传播主要有5种社会功能：环境监视功能、社会联系与协调功能、社会遗产传承功能、经济功能、娱乐功能。除经济功能外，传播的其他4种社会功能在晋察冀诗歌中都有体现，其中尤以社会联系与协调功能表现得最为突出 传播的社会联系与协调功能是指大众传播能“形成全社会范围内基本一致的意见、态度和看法，用以调节社会内部的矛盾冲突，使其逐步趋于缓和乃至消除，实现社会协调”。[1] 1937年年底晋察冀军区初成立之时，仅有党政干部及士兵共3000余人，若仅靠自身力量难以存身，与社会各界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必然选择。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但未经组织的群众却如一盘散沙，因而统一群众思想使其共同抗日就成了当时最迫切的任务。传播学先驱拉斯韦尔在《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中曾论及，平民的思想是经过新闻报道，而不是军事训练，才被统一起来的。[2]在新闻传媒资讯极为匮乏的晋察冀边区，以诗歌、戏剧为代表的抗战文艺工作在统一群众思想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自1938年末始，以田间、魏巍、邵子南、陈辉等为代表的一大批青年诗人陆续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他们创办了《诗建设》《诗战线》等诗刊，成立了“战地社”“铁流社”等?社，形成了中国新诗史上一个独立的流派――“晋察冀诗派”。诗人们以满腔的热情开展街头诗、传单诗、诗朗诵等群众性诗歌运动，将全部的村庄与全部的墙头作为宣传阵地，来响应党中央倡导的“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革命文艺工作宗旨 诗歌中有对党和边区民主政权的热情讴歌，多为对民主政府管辖下的边区新人、新事、新景象的描述，读来既形象又写实。曼晴的《我们选举得很好》借老乡之口，生动地讲述了边区民主制度在基层开花结果的落实情况。“女的，/……/是妇女自卫队的指导员，/比男人更能干，/站岗、放哨、抬担架，/没有落后过，/今年又亲自送自己的丈夫，/参加了青年营。”诗歌不仅抒发了边区人民积极拥军抗日的热情，还通过事实依据写出了男女平等思想在边区的深入人心。妇女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中历来起着巨大的作用。马克思曾说“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变革”，[3]毛泽东也曾于1940年指出“妇女的伟大作用第一在经济方面，没有她们，生产则不能进行”。[4]所以，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发动妇女参与生产斗争。但是，中国几千年来“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等封建思想可谓根深蒂固，农村妇女由于文化水平所限更是普遍缺乏独立的主体意识，因而妇女解放是很艰巨的一项工作。基于此，晋察冀诗歌在妇女思想解放方面是颇为注重的。比如孙犁的《梨花湾的故事》写王兰不惧丈夫的权威与邻里的风言风语，照顾抗日英雄幼年失恃的孩子；于六洲的《刘桂英是一朵大红花》叙述刘桂英挣脱婆婆所象征的封建思想的束缚，投身于集体活动的转变过程。这些诗作是对新人新风的颂扬，也是为抗日工作进一步争取妇女支持所作的宣传与劝服 通过晋察冀边区军政人员的努力，边区百姓很快就普遍接受了抗日宣传，与八路军同心同德共御外敌。史轮的《歌谣》则从儿童的视角入手：“哥哥打仗整一年，/我也参加儿童团，/东邻帮咱种谷子，/西邻帮咱浇菜园。”诗歌中对军民鱼水情深的描述取材于生活，真切地再现了边区军民互帮互助的情景，刻画出二者亲如一家的感情 因原型众多且都是诗人身边活生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