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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语言的现代神话 ——当前电视谈话类节目成功要素解析 成功的电视谈话类节目无不包含着两大元素——人和语言。首先是策划人，通过这类的节目发现了人，发现了人的话语，发现了话语中人的魅力。而支撑和驾驭这类节目的是“甚至比策划人显得还要重要”的节目主持人。 当然，这里的“人”并不是单指某一个或某一方面的人，而是包含了以下这几个层面的人—— 首先是策划人。CCTV《实话实说》能够一炮打响，它的策划班底立下了汗马功劳。在这个战功显赫的班底里，成员来自方方面面，有学者、作家，也有记者、编导、制片人，其中有几位如今已是名声在外，他们通过这样的节目发现了人，发现了人的话语，发现了话语中的人的魅力。换句话说，他们最大的贡献，是调动人运用语言，借助电视这一先进传媒，创造了一个现代神话。 “人”的另一个最为重要的层面，是电视谈话类节目的主持人。这是一个相当关键的层面，其作用在节目的生产和制作中甚至比策划人显得还要重要。换个说法，观众真正深层感受并乐于享受的是主持人的内在魅力，而不是外在形象。而这也正是一个有思想有品位的谈话节目主持人所孜孜以求的。加以分析的话，这种内在魅力的构成离不开以下３点的支撑： 其一，双向交流的模式。在谈话节目里，从主持人到嘉宾，到现场观众，再到电视机前的观众，人人都既是传播者，又是被传者。在这里，大家一起交谈、交流、交锋，最后在通过谈话所创造的语言“场”的作用下，达到信息、观念、情感的沟通、互融、生成。崔永元在这方面把握得比较成功，比如在《日子》和《家》那两期节目里，他就恰当地采取了诱发-倾听-感悟-交流—表达这样的谈话模式，既得体又深得人心，节目效果非常理想。 其二，纪实电视的理念。中国的电视谈话节目的出现并非偶然。首先是其本身具备了关注社会的能力；其次是电视人生成关心和记录社会生活的强烈的主观愿望；最后，是社会舆论环境的高宽容度。电视谈话节目与其他电视节目最根本的区别，就是它必须严格遵循纪实的电视理念。这里的纪实，不一定是不见真理不罢休的深刻挖掘，也不一定是连一个哈欠都不放过的细枝末节的忠实记录，而是尊重人的权利，让人开口说话，并把这话语尽可能地记录下来，传播出去。正是在这个理念之下，《鸟与我们》的那期节目里，头一次进中央电视台上《实话实说》的北京胡同养鸟老伯，在挨了大家一顿环保教育之后，还敢鼓足勇气表达自己的困惑：“听来听去，我有点纳闷，好像是养鸟的不如不养鸟的爱鸟。”这才是可以引起掌声、笑声和回味的谈话话语。谈话节目的主持人在这里最根本的职责，就是依靠真诚和主持技巧使每一位到场的嘉宾和观众，愿意说话和愿意听人说话，并且能够积极而真诚地有所反应。 其三，主持谈话的能力。主持人的主持能力表现在节目录制中，以及前前后后的每一个阶段上——录制前是对话题、嘉宾的把握和铺垫；录制后，则是对主持过程的反省和对主持效果的反馈。而最见主持功力的，则是在录制过程中主持人的表现。具体说来这种能力至少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对策划方案的理解能力。如果这档节目实行的不是主持人中心制，那么主持人就涉及与策划配合的问题。 第二，选择节目嘉宾的能力。选择嘉宾常被当做是策划人的职责，然而若深入追究，我们会发现大权其实是由谈话节目主持人“独揽”——他不一定决定最终人选，但是在节目中他却有权让谁开口说话，让谁保持沉默。《实话实说》嘉宾选择的最终成功，应该得益于后来嘉宾人选的生活化、平民化和多样性。自从真正的平民百姓进到节目里来，令专家学者们大跌眼镜的是，那些从来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过话的普通人，在这里说起话来，不仅朴实健康，而且还经常是妙语连珠，着实为中国的谈话类节目吹进了一股清新鲜亮的风。比如《日子》中的那位高大权，《家》中的黄月和她的工人丈夫，《结婚的钱由谁来出》中的那位农村大嫂，《父女之间》的父亲和女儿，他们完全出于自然的表现都为当期节目带来亮点。 与我们不尽相同的是，西方的许多谈话节目则格外看重嘉宾的知名度和传奇色彩，热衷于邀请政界要人、演艺明星、体坛精英以及社会上身怀五花八门绝技的各界人士。但我们认为在西方的所有脱口秀节目里，在嘉宾选择上最值得借鉴的要数NBC的《今夜谈话节目》。这个节目的嘉宾选择有自己的一贯做法：每期选4至5位嘉宾，一些人很著名，一些人不那么有名，另一些人则完全没名；组合方式通常是：一个歌手，一个喜剧演员，一个平民，一个知名人物，一个大众文化分析家如社会学家，由他来分析节目话题所涉及的社会、民族、文化、政治或性的问题、趋向。《今夜谈话节目》在美国被认为是电视谈话节目之源，多年来长盛不衰，这与其嘉宾选择的原则、标准和方向恐怕不无关系。 第三，谈话的把握能力。虽然主持人的个性在任何谈话节目中都是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但是谈话节目成功的真正关键却是“谈话”本身。谈话节目是以传递和交流信息为主的，但观众在收看的时候却往往只为了娱乐。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