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农民维权组织的发育与成长-——基于衡阳农民协会的实证研究_0.docVIP

当代中国农民维权组织的发育与成长*——基于衡阳农民协会的实证研究 内容 提要： 在当今的 中国 农村 ，客观上存在着许多”农民利益代言人”及他们发起建立的各种形式的农民维权抗争组织；这些农民维权抗争组织的出现，表明了在国家对 政治 资源的垄断与控制的情况下，因农民谈判机制缺乏而产生的对”组织性力量”的需要；但由于这些农民维权组织大都还处在自组织的非正式阶段，其活动方式和控制能力均存在 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执政者、农民及全 社会 的共同努力。 关键词：维权组织；代表队伍； 网络 联盟；农民协会 　　 对当代中国农民维权组织进行深入 研究 ，具有十分的政治敏感和学术挑战性。其政治敏感在于执政者及主流意识对”农民维权组织”具有高度的警惕，且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而将其视为 影响 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而学术挑战性则在于中国学界多将其视为研究的禁区而不敢涉及，鲜有真正的 理论 研究成果，没有形成基本的学术语境和逻辑。正是由于存在这种政治和学术的双重风险，我们在进行此项研究时，就应更多地关注农民维权抗争活动的经验事实。本文试图通过对湖南省衡阳县农民维权活动组织的发生和 发展 过程的描述，以突破现有政治理论的局限来构建农民维权抗争活动中动员网络的本来涵义。 　　一、代表队伍：农民维权活动的组织化过程 　　衡阳县农村的维权活动最初的组织化是以”减负代表”或”上访代表”及”代表队伍”等形式出现的。这其中，以衡阳县退伍回乡的农民彭荣俊的实践和表述最为典型。 　　1998年7月，得到中央减负文件后，我就找了13个有社会经验的、名声比较好的， 历史 清白的同时愿意为农民讲话的村民，到盐田街上一个店铺里开会。开会时，我说，我们团结起来的目的就是要减轻农民负担反对贪官污吏。为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不让人家说我们是非法组织，不成立具体组织，不设负责人，只设减负代表。「彭荣俊访谈录（2000年3月31日）。」 　　我们上访的形式是运用政策和开会，但是不选任何负责人，因为，叫组织就会被称为反动组织，我们只能称作队伍，我们是采用上访代表的形式。虽然不成立组织，不取组织名称，也不选头目，但大家心里也都清楚是谁组织的。我们是种这样的观念，我们既不是党员，也不是村一级或组一级的负责人。负责人和头目都必须有组织的观念，我们没有（这样的）观念。我们的观念就是以党中央为核心，从群众利益的角度出发，以这种观念组织起来的。「彭荣俊访谈录（2002年12月29日）。」 　　对彭荣俊所进行的这些表述，可以根据不同的目的建立不同的解读文本。但他的核心意思则是明确的：因为他们没有正式的组织名称，没有设立具体的职务和负责人，其目的只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所以他们不是”非法组织”，他们是由各减负代表自愿组成的”代表队伍”.而”减负代表”这一身份是每一个人由于代表了农民的利益而单独获得的，不是由于”组织”而赋予的”身份”，而他所建立的”代表队伍”只是这些”减负代表”为采取集体行动的联系方式，他起到的作用只不过是队伍”集合”时的召集人。事实上，如果不考虑中国 目前 特定的政治语言环境，那么，无论用”组织”或用”队伍”来界定农民维权抗争活动所形成的”联系状况”，都具有差不多相似的意义。因为，虽然”队伍”一词在 现代 汉语中不仅有”有组织的集体”，还有”有组织的群众行列”这样的涵义，”组织性”仍然是其最为基本的特性。 　　如果说”组织”就是一种行为方式和结构状况，那么作为”行为方式”，它实际是进行社会动员的一种手段，是将行动者聚集成为有能量系统的过程；作为”结构状况”，它应该是社会团体构成因素的排列顺序和信息及能量机制的存在方式，是社会行动者组合起来的有机整体。如果以此为标准来 分析 各地农民以法抗争的状况，可以发现它们在组织方面具有下列五个基本特点。 　　1.它们有一定数量的成员，成员之间客观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中国老一辈社会学家孙本文曾经对多数人的结合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模式：如果一个3～8人的团体，很容易做到全体平等行动一致。而一个8人以上的团体，就需要分化为领袖和服从者两部分，这种团体欲维持其统一，必须有赖于组织。当然，对这里的”8人以上”这样严格的数字限制是否具有 科学 依据是一个可以讨论的开放性问题，但任何一个组织都应该具有一定的成员。彭荣俊最初集合起来的”代表队伍”是13个人。他们在此之前大都是普通的农民，由于看了彭荣俊提供的中央文件，决心团结起来抗争地方政府的”乱摊乱派”，所以他们就成为了可以”代表”13个村的减负上访代表。在他们看来，尽管没有进行选举式村民授权或国家正式组织的授权，由于他们代表了农民的利益，而且他们在一起组织了”代表队伍”，所以他们就成为了”减负上访代表”.在这个过程中，相对于其他人而言，彭荣俊就成为了这个队伍成员的审批同意者。他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