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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电影的四种审美趋向 　摘要：与电影功能的变化和市场需求的起伏相联系，中国电影近些年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趋向，具体表现为电影创作的重心由农村转移城市，物质世俗化倾向明显而精神文化含量降低，感官欲望化元素增强而深度意义减弱，全球化刺激下本土传统遭冷遇。对之进行分析，有助于中国电影的复兴。 　　关键词：当代中国；文化；中国电影；审美趋向；分析 　　中图分类号：J901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在电影创作上呈现出值得注意的审美走向，它们往往与电影功能的变化和市场需求的起伏相联系。从现象上看，它最先从创作重心的转移尤其是题材选择层面上反映出来，但根子却在审美取向上，对此有必要加以梳理和审视。 　　 　　一、电影重心的转移 　　 　　都市正在取代乡村成为中国电影表现的中心。 　　中国电影对于中国社会变革的反映是敏感并基本同步的，中国改革进程从农村开始，同样，新时期中国电影的振兴也是从农村题材电影开始的。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农村改革之初，就推出了农村题材电影《走出地平线》等作品，它们与解放思想思潮相配合，由此唤醒并激发了电影艺术家创造的灵感和激情，并迎来了农村题材电影创作一派兴旺景象。20世纪80年代初，以《喜盈门》、《月亮湾的笑声》、《咱们的牛百岁》、《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为代表的电影新作破土而出，或沉重地拷问历史，或尖锐地针砭现实，或洋溢着新生活的喜剧诗情，燃烧着一种现实主义的炽热情怀，为中国银幕带来了一派新的气象、新的风采；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批反映现实主义题材的西部片力作也让我们至今记忆犹新，像《人生》、《老井》、《野山》等；20世纪90年代，一批农村题材电影更是让人振聋发聩，《秋菊打官司》、《凤凰琴》、《被告山杠爷》、《留村察看》、《九香》，甚至《一个都不能少》，无不紧扣着时代的脉搏，体现着现代性和开放性。 　　然而，都市化、市场化以及现代高科技的发展不但改变着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而且改变着中国社会的精神生活方式和文明状态，当然也影响到中国电影。这个过程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加速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较为可见的标志是1988年王朔的四部作品同时被改编，1989年，张艺谋的城市题材电影《代号美洲豹》放映，以及随后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有话好好说》、《幸福时光》等的接连出现而被称为张艺谋进城，加上陈凯歌的转向、冯小刚贺岁片突起、还有黄建新的城市电影系列，等等，尤其是新世纪之初所谓国产大片的纷纷出笼，中国电影的改变速度之快、范围之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传统乡村和农民的形象日渐淡出，农民的生存境况和精神诉求、农村农业这一事关中国发展根本的领域似乎越来越不在电影视野之中，不少电影人士热衷谈论的是现代人的精神焦虑，城市人的情感困境，工业化的文明异化，仿佛中国已经和西方工业化国家一样，只剩下后现代问题了。其结果，中国电影不但失却原先的精神根基，而且多以城市价值的附庸者出现。于是，一种似乎完全脱离了乡村的都市电影大行其道：场景以闹市或写字楼为主，人物多是商海精英或城市白领，剧情允斥着警匪、反贪、言情，时尚和小资成了标榜，商业气息浓厚、缺乏文化内涵的所谓大片热闹非凡，武打、伪神话、宫廷内幕、勾心斗角、美女武侠一时成为中国电影的主角。一句话，声色都市和圆滑市民取代朴实农村和本份农民而占据显要位置，成为电影画面的巾心。 　　问题不止如此，电影题材重心的转移，不仅是场景的变换，更主要的是生存方式和生活理想的位移。因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活环境和生存场景决定人们的生活理想和价值追求，城市代替农村，意味着不同于农村的城市价值体系成为中国电影的精神指向。然而，对我们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说，农民的生存农业文明才更具有本质性内涵，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在从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过渡中，农民的生存困境和精神诉求、农村和农业的变革，直接反映着中国的物质进步和价值追求，忽视和遮蔽了农民问题的巨大存在，是严重的缺失，倘若不能写出转型时代的农民之魂，我们的电影将丧失本源性力量。所以，作为记录和承载大众痛苦与欢欣的电影艺术，理应与民族性格的现代转型密切联系，它蕴含着现代人必需的精神元素，必然要向人的生存之根、人与环境、乡土意识、底层关怀、转型阵痛等方面延伸。 　　电影题材重心的转移，还意味着中国电影与中国现实的愈益隔膜，中国电影曾有的与广大群众的血肉联系、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已经断裂。回顾近20年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历程，我们已经很难发现站在现实前沿、植根现实、反思历史、与老百姓脉搏一起跳动的作品。而文化产品一旦丧失了历史的深度、现实的质感、观众的情感精神共鸣，也就从根本上失去艺术和审美的维度，对此，实在值得深思。 　　当然，我们也略感欣慰地看到，新世纪以来，虽然面对商业大片之潮，农村题材电影仍然有让人眼前一亮的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