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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西方学” 一 　　我生在皖南一个临江小村，那里的农民直到现在也很少出外打工，许多人一生最远只进过三十里外的县城，但就是这些“锄头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也多得很。若问他们何以如此了得，那可就要归功于我们国家无远弗届的各种关于外国特别是西方的宣传了。 　　乡下人有一种无可撼动的信念：凡会议报告、标语、口号、墙报广播、报纸（难得一见）电视（八十年代中期才有）上讲的，都绝对真实，必须照单全收。我那当了几十年民办教师现在已经光荣退休的老父亲就是一个代表，初级阶段初级媒体上的一切，他都信以为真，即使被反复证明为虚构，欺骗，也无济于事。他算读书人了，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更不可救药。鲁迅有篇杂文《难行与不信》，极写 中国 农民的疑心之重，但那恐怕只适用于江浙一带，不能拿来抹杀吾皖村民“虽九死而不悔”的迷信。 　　关于“外国”的知识就这样被建构起来。这种知识对老百姓非常重要，他们喜欢在田间地头或夜晚昏暗的灯光下，说一些与己无关的事情，来自异域的消息和不太能接触到的本国高层 政治 ，在他们眼里并无两样，都可以用闲谈的方式转换成贴近的存在，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 内容 。什么时候没有了，就空得慌。 　　用心 理学 来 分析 ，这大概是无权无势的农民对不可能属于自己的东西的病态渴望罢。但似乎又不止于此。我们恐怕不得不承认，老百姓对远方和外国有一种天然的关切和沟通的愿望，此种关切和愿望，表现出来，就是一种强烈的好奇心。满足这种好奇心的知识本无所谓善恶， 问题 在于，谁向他们提供据以想象外国的材料？谁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在满足他们的好奇心的同时，向他们输送关于外国的知识的人，又怎样满足了自己？这些都大有讲究。 二 　　“五四”时期，主要是知识分子向国人灌输关于西方的知识，无论段祺瑞还是袁世凯，都忙于打仗，无暇参与。蒋介石政府很多官员都很西方化，但这样一个政府也并不充当向国民输入西方知识的职能。49年以后，情况一变，中国人获得关于西方的知识不再主要通过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和国人一样，都得接受国家行为的关于西方的权威叙述，他们从启蒙者、说话人变成了被启蒙的读者和听众，尽管许多场合，他们仍然是关于外国的知识的实际传播者。 　　这种格局至今没有从根本上被打破，习惯成 自然 ，很多知识分子向国人宣讲外国的东西，总是偏向于既定的“舆论导向”。外国问题的专家学者对外国的 研究 和描写，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应该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但他们的声音远远敌不过国家行为的权威叙述，就像他们在民众中的 影响 永远敌不过媒体的浅薄的关于外国的观光游记和电视新闻。 　　认识西方、世界和美国，作为“他者”的认识对象有某种推动作用，但关键还是认识主体，认识“他者”的方式因此成为认识主体自我建构的方式。 　　美国也好，其他西方国家也好，在中国人的视野中一直变化着，这主要因为“中国人”本身是一个异常复杂的概念。有多少“中国人”，就有多少关于外国的认识。含辛茹苦的“洋插队”，满面春风出国考察的官员，官员们送到国外的趾高气扬的“子弟”，各自眼中的西方肯定不一样。站在中美关系全景角度来看，美国是一种形象，而在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中又是另一种形象。知识分子因为代表不同利益，根据不同经验，眼中的外国自然千差万别。老百姓对外国的想象，固然主要为宣传品所控制，但也不是绝对的。比如，老百姓听到有关中国和任何其他国家双边关系的外交词令，总喜欢根据自己的理解，把它们改造成有趣的民间文学，以投射他们的感情。找来一百个“中国人”，把他们对美国的幻想拼在一起，将是一个非常混乱而又有一定秩序的图景。各种不同的西方形象到中国后，怎样经过各类“中国人”的过滤，成为中国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题目。 三 　　一百年来，中国人对外国的知识可谓两头大、中间小。晚清到40年代，先后有多次被迫或主动的开放，和国外的接触面比较宽广。49年以后直到70年代，是新的闭关 时代 。将近30年的封闭成为一段特殊的 历史 。现在中国三代人人对外国的想象那么残缺，主要是这30年造成的。我们 社会 的人口主体是这30年培养起来的，正因为有这样的30年，中国人对西方的知识才发生了很大的问题。80年代开始了新的开放，和外国的接触赶上甚至超过了“五四”至四十年代，所以说是两头大，中间小。 　　80年代的西方研究较之“五四”，虽然接触面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无论研究者的素质、心情、经验、姿态和“期待视野”，还是客观的社会需要与制约，都很不一样，由此收获的成果当然也不可同日而语。 　　“五四”和西方的接触，导致了中国文化内部一场深刻的革命，80年代重新睁开眼睛看西方，并没有发生类似的社会文化大震撼。80年代上半期，国门初开，似乎感受到了震撼，但现在看来，那只是一种错觉。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虽然社会 经济 和道德伦理、风俗习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