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鲁迅”：在承传与超越中的跨文化对话.docVIP

“原鲁迅”：在承传与超越中的跨文化对话 【 内容 提要】 伊藤虎丸认为，形成了一种“真正的个人主义”，即“个”的思想的“原鲁迅”构成了后来鲁迅思想与文学的原型，但是这一“原鲁迅”并不仅仅是鲁迅留学日本与西方近代相遇而形成的。鲁迅与西方近代的相遇早在1898年赴南京求学时便已经开始，并且始终是在 中国 传统文化的背景中展开的，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涌流着的争取人的解放、反抗专制和精神奴役的思想暗流构成了鲁迅“个”的思想的中国“固有文化血脉”。因而是一种复杂的中西跨文化的对话过程。 【关键词】 “原鲁迅” 跨文化对话 双重承传 双重超越 　　日本著名学者伊藤虎丸先生的名著《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从探讨亚洲不同于西方的近代（ 现代 ）性，或者说是从探讨亚洲不同于西方的近代（现代）的独特性的角度探讨了鲁迅的独特价值，认为鲁迅的价值就在于他形成了一种“真正的个人主义”，即“个”的思想。这一思想主要是通过鲁迅在日本留学而与西方近代相遇，特别是与尼采的个人主义相遇而形成的，并构成了后来鲁迅思想和文学的原型的“原鲁迅”，鲁迅1906年从仙台来到东京从事《新生》文艺运动所准备的几篇评论，奠定了后来鲁迅的思想和文学的基本原型与框架。这的确是至论。不过伊藤虎丸的观点仍然是建立在（西方）冲击-（东方）回应的框架上，虽然他强调了竹内好先生提出的鲁迅在接受西方文化时所坚持的“回心” /“抵抗”（坚守自我，与日本的“转向”/成为一个“优等生”相对）的文化态度，但是对于鲁迅“个”的思想中主体所承传的中国“固有文化血脉”仍然重视不够；同时“西方”对于鲁迅来说也是一个不断择取又不断扬弃，充满多重复杂内涵与向度的场域。也就是说，鲁迅与西方近代的相遇经历了一个过程，这一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接受西方（文化）与否定固有（文化）传统的过程，而是一种复杂的中西跨文化的对话、交流、否定与融合的过程。正是在他对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双重承传与双重超越中，才形成了这一“原鲁迅”。 　　早在1898年鲁迅到南京求学阅读《天演论》时，他与西方近代的相遇便已经开始了。 自然 和人类 社会 的“物竞”、“天择”，给他打开了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而“天道变化，不主故常”、“世道必进，后胜于今” 的世界观则使他开始冲破“天不变，道亦不变”循环的或轮回的 历史 观的束缚，从而开始树立起一种进化论的世界观；并且回应着轰轰烈烈的变法维新思潮，开始把个人的郁积汇入到民族的郁积中，以一个“ 科学 者”的形象投身于民族救亡与人民解放的 时代 大潮中。1902年到达日本后，无论是他于1903 年开始在《浙江潮》上发表《中国地质略论》《说钼》等科学论文和翻译改写法国儒勒·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等科幻小说，还是后来在宏文学院结业后，选择医学作为他的职业，都是他的这一“科学者”志向的体现。然而鲁迅并不是一个机械的唯科学（自然的进化与物质的进步）主义者，他介绍这些科学知识的目的还在于使读者“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导中国人群以进行”[1](P164)。也就是说他不是简单地将自然科学作为一种知识来接受，而同时作为一种伦理与思想来接受，已经开始把科学知识与科学思想、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区别开来，在简单的进化决定论中看到了自然和社会进步与演化中的复杂性。在同时期写作的《中国地质略论》中更明确地指出：“盖以荒古气候水陆之不齐，而地层遂难一致。犹谭人类史者，昌言专制立宪共和，为政体进化之公例；然专制方严，一血刃而骤列于共和者，宁不能得之历史间哉。”[2](P9)这样一种独特的文化视角与文化关怀，或许正应证了林毓生先生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借思想文化以解决 问题 的途径”[3](P43)的倾向，也与当时梁启超所倡导的新民运动有关。 　　正是这种对自然与物质的超越，使鲁迅后来因著名的“幻灯片事件”而弃医从文。1906年鲁迅离开仙台回到东京从事《新生》文艺运动。从仙台到东京，不仅是鲁迅从事文学事业的开始，而且标志着从“科学者”鲁迅向“文学者”鲁迅的历史的跨越，标志着鲁迅与西方相遇在扬弃中的深化。在 学习 德文、俄文和 哲学 、历史等学科的同时，博览了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特别是以英国拜伦为代表的摩罗诗人的作品和以德国施蔕纳、尼采为代表的“新神思宗”哲学家的思想给了他深刻的 影响 。正是这些思想的影响，使“鲁迅的进化论，并不是把人类的历史把握为人作为生物适应环境的过程，而是把握为作为人格的人的精神的进化过程。”[4]（P32）虽然《新生》的流产给鲁迅以“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5](P439)的悲哀。但是鲁迅为这次文艺实践所做的思考还是借《河南》杂志得到了一次喷发。他以“令飞”、“迅行”为笔名，发表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