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国故”、“国故学”-- 试析三词在清季民初的语义变迁和相互关联.docVIP

“国学”、“国故”、“国故学”-- 试析三词在清季民初的语义变迁和相互关联 二、“国故”一词在近代的引申 与“国学”相似，“国故”一词同样古已有之[41]，而且它在近代也发生了颇大的语义变迁。不过，与近代“国学”涵义纯属舶来转借有所不同，近代的“国故”一词乃是道地国货，它在近代的语义转换，更多的是对传统涵义的引申和拓展。 在 中国 古代，“国故”一词意味着国家遭受的凶、丧、战争等重大变故。《礼记·文王世子》便说：“凡释奠者，必有合也。有国故则否。”清代学者孙希旦《礼记集解》也引刘敞曰：“有国故者，谓凶、札、师旅也。”[42]到晚清，“国故”又有了一个新的涵义，即“朝掌（章）国故”，用来专指典章制度。如魏源便推崇龚自珍“以六书小学为入门，以周秦诸子、吉金乐石为崖郭，以朝掌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43]，他同时还揭露科举制度禁锢天下之智慧，“试文衡，试言职，试枢密，无非衡书艺之工敏，声律骈偶之巧丽，罔知朝章国故为何物”[44]，从而主张“欲综核名实，在士大夫舍楷书帖括，而讨朝章、讨国故始”[45]。 而最早在近代意义上使用“国故”一词者，当是章太炎。他早在1903年身陷西牢作《癸卯口中漫笔》时，即自命：“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46]在1907年8月《与孙仲容书》中，他又写道：“方今国故衰微，大雅不作，文武在人，实惟先生是赖。”[47]如果说章氏以上所谓“国故”，在一定程度上仍可理解为“典章制度”，那么他在1910年所著《国故论衡》一书中，则明确地将语言（文字、音韵、训诂）、文学（文学界说、历代散文、诗赋）、诸子学等一并纳入，从而大大引申拓展了“国故”的传统涵义，基本勾勒出近代“国故”一词的涵盖范围。藉其声望，兼之振臂一呼，“国故”一词很快就被人们所广为接受。如钱玄同在1910年便有感于“欧学东渐，济济多士，悉舍国故而新是趋”，遂在《 教育 今语杂志》章程上标明：“本杂志以保存国故，振兴学艺，提倡平民普及教育为宗旨。”[48] 不过，章氏虽提出“国故”一词，却语焉不详，因此往往为人任意比附[49]。毛子水就质疑：“什么是国故呢？我们倘若把这个 问题 问起那些讲国故的人，所得的回答恐怕没有相同的。有些必定说国故就是三纲五常；有些必定说国故就是四书五经；有些必定说学海堂经解是国故；更有些必把骈体文钞古文辞类纂钟鼎款识……等东西当作国故。无论这些回答里面，哪些是错，哪些是不错，国故这个名词，没有很清楚很一定的意义，就可从此知道了。”[50]曹聚仁也不由感叹道：“吾人一提及国故，则庞杂纷沓之观念交集于前。若就各观念而一一考订之，则一切观念皆浮泛空虚，枵然无所有焉”，但他人“援用此名，从未计及其实；其意盖以为国故之名，尽人而喻之也”，于是“何为国故？初涉思于此问题，似应声而可解。及再三端详考虑，则解答之困难，随之以俱增进”。究其症结，曹氏指出正在于“国故，国学，中学，国粹，国故学等歧异名词，在近顷学术界已成一异文互训之惯例，笔之于著作，见之于制度，习焉相望，莫知其非也”[51]。 鉴于“以论理绳之，则国粹一名，当别为解释，与他名相去甚远”[52]，因此“国故”与“国粹”二者还较易区别开来。傅斯年后来虽极力反对“国故”一词，指斥“国故本来即是国粹，不过说来客气一点儿”[53]，但他在1919年的态度还较缓和，认为“国粹不成一个名词（请问国而且粹的有几？），实在不如国故妥协”[54]。他这一观点可能还直接 影响 了胡适。胡适1921年7月在南京高师暑期学校演讲时便说：“国故的名词，比国粹好得多。自从章太炎著了一本《国故论衡》之后，这国故的名词于是成立。如果讲是国粹，就有人讲是国渣。国故（National Past）这个名词是中立的。”[55]此后，在1923年1月发表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他又提出：“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他又包含国渣。”[56]1924年1月在东南大学国学 研究 班演讲时，胡适也再次强调：“国故这两个字，是章太炎先生提出，比从前用的国粹好多了；其意义，即中国过去的 历史 、文化史，包括一切。”[57]直至晚年，他还追忆：“国故这一辞那时也引起了许多批评和反对。但是我们并没有发明这个名辞。最先使用这一名辞的却是那位有名望的国学大师章炳麟。他写了一本名著叫《国故论衡》。故字的意思可以释为死亡或过去。”[58] 胡适将“故”训为“过去”，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知识界的普遍看法[59]。如曹聚仁就解释说：“国故之国，乃专指中国而言，非泛称也。故之义为旧；以今语释之，则与过去二字相当。”[60]汪震、王正己也说：“国故的意义是中国旧有的学问。”[61]至于毛子水，则更是明确指出：“国故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62]吴文祺同样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