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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上) 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上) 　论文联盟wWw.LW一 　　 　　 《中国比较文学》杂志二○一○年第二期推出了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讨论专栏，我认为，这是一场比较文学视野下的世界文学讨论，或者是一场世界文学视野下的比较文学讨论，很有意义。 　　 但这是一个在中国文化语境和汉语语境中的学术讨论，因此中国也就自然地成为我们讨论的一个出发点、立足点。立足点又往往成为一种立场，生成一片视界，进而覆盖到比较文学视野和世界文学视野上去，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视界融汇、交叉，变成了中国文学、比较文学、世界文学的三重交叉视界，看似简单的问题趋向丰富，也因此更加变得富有趣味、迷人起来。 　　 涉及中国，从比较文学的意义，无疑是把中国作为国别文学比较的对象了。这似乎没有什么疑问，顺理成章，在当今所谓的世界，在这个世界的所谓民族国家体系框架下，在民族大约等同于国家，而民族国家主导世界构成的局面下，中国被公允地视为一个主权性民族国家，因此中国文学被作为一个国别文学乃至一个民族文学进入到比较文学研究视野，这是我们长期以来的认识逻辑和思维基础，已经获得了人们的认同或习以为常，并在研究中依此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而这其间也还是有问题可以追问、值得思索的。这就是我们究竟要怎样来理解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在我看来，虽然中国文学作为国别文学毫无疑问，但当今世界上国与国的意义并不都一样，因此中国文学与不丹文学、斐济文学、乌兹别克文学肯定不一样，这可以从大国与小国的不同上得到确认；甚至中国文学与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也不一样，这可以从单一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现实的不同上得到确认。大小国一律平等，民族共同体构成当代世界的国家基础，这些当代国家主权理论的观念无疑是正确和行之有效的，延伸到比较文学研究同样也是有效的。但世界各国的历史、文化和文学千差万别，一种看不到差异性的研究无论如何是不够全面的。在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认知框架下，国别抹平了一切差距，会使我们停止于有关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更为具体而丰富的追问。在此，引入一种国际政治学的视角是非常必要的。比如，当我们以全球化的理论、以世界一体化的视角来强调民族/国家的多元景观时，是否也可以再复加上一个多极的向度呢？中国文学在多极化的国际格局中，不仅是多元的国别文学之一元，而且还肯定构成了世界文学的重要一极。在多极化的视野下，国别就不再是唯一的表示方法了，国别文学与国别文学是不一样的，我们还要追问它的文化、文明的规模与性质，它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它的审美境界与魅力，它的世界文学位置与地位，等等。 　　 世界文学如此广阔，中国文学在其中又如此博大，我们深信弗兰科莫莱蒂所描述的世界文学景象：同为一体，并不平等。于是，在世界的天空下，你的站位不同，方法也就不同，形成的世界文学景观和想象也会不同，恰好，中国就是这样地给予你方法和想象的地方。我以为，所谓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文学这样的表述有其模糊处，而更明确的表述或许应是，中国文学是多极化的世界文学中的重要一极。 　　 极的维度超越于国别文学。比如自晚清起，我们就常常自称为中，而以中西对称，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也可以看作将中西各视为一极。不独中国人，其实西方思想家也是这样看待中国的。莱布尼茨出版于一六九七年的《中国近事》中就将中国与欧洲相提并论：欧洲文化之特长乃数学的、思辨的科学；在军事方面，中国人亦不如欧洲。但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实不如 中国人。马克思写于一八五三年的文章《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也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张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这将是一个奇观，当西方列强用英法美等国的军舰把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运河口的时候，中国却把动乱送往西方世界。如果我们具体地看马克思当时的论述，他当然高估了太平天国起义的革命性，并论文联盟wWw.LW对由于中国而引起的西方动乱进而导致对革命的认识也局限于一种革命话语的思维方式，但仅就中西或中欧相对称举的关系而言，马克思并未只将中国看作一个平常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极重要力量而与欧洲或西方世界进行了连动思考。进一步，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当时的历史限制，而将马克思的观念看作是一种具备世界视野的眼光，从中国自接受西方文明强势介入以来的一百五十多年来的变化看来，经过了无数的适应、抗争与调整，革命或建设改变了中国，而崛起的中国也正在改变世界，改变西方，这在新世纪中国经济、文化和文明的崛起之后，方才露出了历史动向的端倪，呈现出了新的世界政治、文化、文学的格局的一抹多极轮廓，从而印证了马克思当年的说法。不仅如此，马克思甚至从方法上也阐明了中国作为世界一极的观点： 　　 有一位思想极其深刻但又怪诞的研究人类发展原理的思辨哲学家（指黑格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