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就是一朵浪花 周有光故居寻迹.doc

生活就是一朵浪花 周有光故居寻迹 　　周有光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经历了满清、北洋、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时期，被友人戏称为“四朝元老”。周有光年轻时身体很弱，算命先生说他只能活到35岁。周有光曾幽默地说，不能怪算命先生，那是因为科学发达了，所以能活得健康。还有，就是上帝把他忘记了。他厚重的人生，堪称传奇 后拐棒胡同故居 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路南有一条非常不起眼的胡同，路口树立的路牌指示着里面就是后拐棒胡同。胡同很短，直走不远便是一片旧式小区。周有光人生最后三十余年，就是在后拐棒胡同甲2号院的这处普通居民小区内度过的。街坊大妈说，“平时有两个保姆在照顾老人，亲友也常来看他。1984年，我们这房子盖好，他在这里一住就是几十年” 曾有友人回忆起周有光和夫人张允和的家，这样描述：房子面积不大，看不到两个家庭当年家底殷实的影子。家里没有红木家具或是古董，但是很干净整洁。周老有一个背阴的书房，它整个的面积不足10平米，书房里一桌一椅，一??简陋小沙发，还有一架书。桌子是六七十年代的，上面还有一个裂缝。当时80多岁的周老，从早到晚呆在小书房里读书写字。友人在周老的书房和他谈话，张允和总是端着茶坐在小沙发上，不断地插话。她总是说：“让我说几句，说几句。”周老就说她有多语症，但是从来也不恼 “错位”人生 周有光祖籍江苏宜兴，曾祖父做官兼营实业，在常州开办棉纺、织布厂等。道光年间太平军起，守城将士军饷全部来自周家，曾祖父誓死守城，后因常州失守，投水自尽，周家的万贯家产化作乌有。周有光出生在常州的青果巷，青果巷很有意思，瞿秋白、赵元任也都曾住在青果巷，三个人都搞文字改革 十岁时，周有光随全家迁居苏州，进入当时的新式学堂读书。1918年，进入常州高级中学（江苏省立第五中学）预科，一年后升入中学。1923年，周有光中学毕业，尽管成绩优异，其时家道中落，只能选择免交学费的师范学校，但无意中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后由亲友资助，凑足学费，才得以入学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周有光改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大学毕业后，他与夫人同往日本留学。因仰慕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周有光离开原本就读的东京大学，转考入京都大学 1935年，周有光放弃日本的学业返回上海，任教光华大学，并在上海银行兼职。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在做银行工作的周有光跟随当时的民国政府迁移到重庆。抗战胜利后，民国政府派周有光去美国学习 到了内战即将结束时，周有光回到上海。当时他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书，同时从事银行工作，却赶上了经济结构推倒重来的时代，社会主义市场替代资本主义市场，周有光一眼就看出当时苏联的银行制度落后 周有光年轻时的经历并不算顺利，甚至有一种“错位”感 大学毕业，本可以和其他同学一样去当外交官，他却选择了学经济；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的毕业生，都到美国留学，可他由于经济原因去了日本；本想到日本京都大学去向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学经济，河上肇却被捕入狱，周有光只好专攻日语；本来可以在海外享受优裕的生活，他却毅然选择了回国；本来研究经济已经有所成就，他却被指定研究语言；周有光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却研究了大半生“现代”的知识。面对这样的“错位”人生，他却很坦然：“人生很难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因为历史的浪潮把你的计划几乎都打破了。” “半路出家” 50岁之前，周有光是金融学家和经济学家；50岁之后，他从上海移居北京，从事语言文字研究 因为之前已发表、出版过一些关于拼音和文字改革的论文和书籍，1955年，周有光去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结束后决定留在北京。周有光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曾称，“当时，领导说：你不要回去了。就把我留在文字改革委员会。当时我说：我是业余搞语言学、文字学的，我是外行，留下来恐怕不合适。领导回答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那么，我就只好留下来了。就这样，我离开了经济学界，到了语文学界。” 当时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有很多争论，特别是用国际通用的字母，还是根据汉字来创造字母，当时争论很大。周有光主张使用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他写了一本小书，叫《字母的故事》，讲世界各国的字母，以及字母几千年的历史。这本书，当时毛泽东的秘书还拿去看。后来决定采用拉丁字母，因为中国要走向世界，走向世界一定要采取世界共同使用的东西 此外，周有光还首先提出要拼写以北京话语音为基础的普通话。也正是由于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参与设计、推广汉语拼音体系，周有光被不少人尊称为“汉语拼音之父” 1956年，初来北京的周有光住在沙滩后街老北大校内，一所民国初建的小洋楼里。小洋楼原来是给德国专家住的，但年久失修，外面大雨里面小雨。他还写了篇《新陋室铭》：“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书桌不平，要怪我伏案太勤。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