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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四川清代至民国年间族谱教育功能 　　内容摘要：家族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细胞，是族人启蒙教育的第一场所。族谱作为家族教育思想的载体，在社会管理、教化族人甚至维护国家统一上起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所得四川清代至民国年间部分家谱进行分析，结合清代教育实况，探讨其在当时所起的教育教化功能及其对如今学校教育的启示 关键词：四川 清代 族谱 教育功能 中国宗族社会有编修族谱的传统。族谱是记载该家族发展史的文献资料，也是该家族家法、族规的根据，更是一个家族的光荣榜，族人以榜上有名为荣耀。明末清初，四川诸多族谱均记载类似如，咸丰九年（1859），旺苍县龙凤乡白虎村《杨氏族谱》：“先世避元末乱，徙居湖广麻城再避红巾乱入蜀。”他们或因奉旨移民入蜀，或因避乱入蜀，或因经商入蜀。入蜀之后，插占为业，耕读传家。仓廪充裕后，建祠修谱，慎终追远，教化后人。于是，各家族相互效仿，掀起了一股认祖修谱浪潮 钟琦《皇朝琐屑录》有云：“谱牒者所以济宗法之穷，而宗法所系，恒必由之。……谱牒于祖宗源派，子孙流派，千百载并无淆混。”i编修族谱，除了梳理本家族源流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订立族规家训，团结族人，教化族众。清代四川民众推崇诗礼之教，宣扬儒家的忠孝仁义道德，这使族规家训不仅起到了特定的家族教化作用，更使族规家法成为国法的补充，有效地管理了家族人员，维护了社会安定 一.族谱是教化族人的重要根据 族谱又称“家谱”“谱牒”“宗谱”等，编修族谱是凝聚族人的重要手段，同时又加强了社会管理。顾炎武认为，宗法的实行，是“扶人纪而张国势”。ii民间的宗法实行，是国势得以增强的手段，关乎政权的兴衰。他从君主的政治经济政策和民间的宗族活动，认识到历代统治者念念不忘对民众进行教化的“教化权”，其实是在民间，而不在国君。教化主要是通过家谱中的家训或族规来规劝族人积极向善，遵从仁、义、孝、悌等 教化族人遵守国法、家法。中国古代社会，国法与家法共存。国法在于奖惩国民，维护封建统治，规范社会秩序。家法在于教育训导族人，维系家族繁衍。家法重在辅助国法，然而在封建家长的绝对支配权下，有时家法比国法更为严苛。光绪六年，渠县《龚氏族谱》：“族众当以忠孝为先，耕读为本。如赤贫者，应当营谋生活，不可妄为。倘有玷辱家声者，公同送官处究。”继而“弃毁祖宗神主，弃毁父母死尸者，斩。”这种家法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想象的，而在当时社会的警示作用可想而知 提倡睦宗族、和乡里、戒争讼。各家族经过漫长的传承、发展，班辈世系难免混淆，甚至族人间血缘关系日益疏远。明末清初“填川”移民大多与原族失去联系，入蜀后，部分族人又经历了二次、三次、甚至多次迁徙。为加强族人间的联系，达到“维人心”、“固族谊”的目的，编修族谱变得尤为重要。民国37年，达县《陈氏支谱》中就明确提到：“谱系之设，可以明亲亲长长道也，并可以维族属于不紊，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又，金堂县竹篙镇宝象村《陈氏族谱》：“今族众人繁，其或创业中邑，徙陕西龙安、建昌等地者，代不乏人。由是，或因远而忘其宗，或以疏而乱其祖，众心恻然。夫世远年湮，惟有族谱，可以联属宗亲。”iii可见，在陈氏家族发展过程中，有的族人“创业中邑”，有的族人“迁徙陕西龙安、建昌等地”，这就使得部分族人间的联系变少，进而造成“众心恻然”“疏而乱其祖”的局面。而能联属宗亲、稳固族谊的，当为族谱 宗族本同根源，尽管分支分派，也应亲睦团结。乡邻同井而居，且远亲不如近邻，也应相互亲近，不可结仇怨。此二者为家族发展必须维护的社会关系，若族中子弟与人为恶，定责之教之。南江县石寨村《夏氏族谱》记载了其入川始祖之四子夏顺音被当地孟姓人杀害，后其长子夏顺立为弟报仇，进京告御状，得到乾隆皇帝破格召见和御审，澄清了冤情，并赐以御品信物，还将名字改为夏顺让，教之多些忍让。iv 敦孝悌以重人伦。立人之道，莫先孝悌。孝为百行之先，康熙18年（1679年），《圣谕十六条》首条即为“敦孝悌以重人伦”。而且一般家族族规均有“族中宜各亲其亲，各长其长”“敦孝悌以重人伦，遵乡约以杜犯科”等。v 笃耕耘、尚勤俭。封建社会长期重农抑商，认为农桑为百姓衣食之本。明末清初，四川长期处于战乱状态。先是农民领袖张献忠起事，接着有南明与清军的斗争，加上吴三桂反清，战乱前后达三十四年。康熙元年（1662年）川省初定，土满人稀。十年之后仍是有可耕之田而无耕作之民。vi继而政策导向、自发移民入川之后，插占为业，辛苦耕耘，发家致富。为了牢记祖先创业之艰辛，人们将家族发展的过程及农桑传家载于家谱，勉励后人 二.族谱是教育族人的重要教材 中国传统社会里，“耕读传家”是人们追求的一种理想生活模式。这种思想在清代四川地区各家族族谱中反映得尤为明显，特别是人死之后，其碑文几乎都以“耕读传家”来褒扬。“耕”指传统的耕田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