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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精当才是志书高品质标准 　　资料丰富是评判当代志书的重要标准之一，表明人们对资料为志书第一属性的认同。事实上不论古今，方志的资政、教化、存史功能和其他意义上的现代社会功用，都是通过资料来实现的，在知识爆炸的时代尤其如此。这也是《地方志工作条例》将志书定性为资料性文献的原因所在 现代社会构成复杂，分工细密，发展变化飞速。记录主脉络、把握社会本质特征，无疑才是志书的主要职责。因此，摆在志人面前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如何把握资料的价值和记述的得宜 新中国大规模志书编修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因时移世异，旧的方志体例已不适用于新的时代，故当时理论研究的重心在对旧志继承和体例创新上，研究者主要为熟谙旧志的“象牙塔”学者，虽然形成较为系统的方志理论，但很少有专家像明清时那样亲身参与修志，因而对资料标准与详略尺度考究不多，对修志实践缺少针对性指导。志人在编写中基本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凭自己的感觉选取资料，产生的突出问题是冗长细碎，以致每部县志动辄百万字以上，多者甚至二三百万，更遑论地市级以上志书 一般说来，志书材料的丰富是靠字数量来支撑的，但不论从常识还是从学理的角度，著述的文字量不必然等于信息量，更不一定与价值成正比。如果收入价值不大的材料，或文字拖沓，二者关系反会成反比。还会由于本身部头大，不便携带和查找，也不利于传播和收藏。首轮志书就多有这种情况，数量不鲜的志书对资料提炼不够，堆砌严重，导致著述品质较低 二轮修志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变革所带来的社会性浮躁难免对修志产生一定影响，加上与首轮时隔二三十年，前志的编修者多已退出，后来者重新上路，不安于故纸堆者难任其事，能“坐下来”的又遇到首轮同样的问题。还由于是接续前志，时限较短，材料主要来自职能部门和基层修志单位，两级编写中多有对材料不进行提炼，只简单处理后便依次排列，甚至逐年贯将下来的现象，导致二轮志越编越长，比首轮更加臃肿。虽然中指组和各省市都下发有字数指导意见，但突破字数限量的极为普遍 这其中，除了对材料标准和方志属性认识有欠缺外，不无“功利”性思维在内――希冀以体量大彰显成果，或为迎合上意以示浩繁，因而缺少应有的学术立场和理性态度 这样“丰富”的结果，是一些不宜入志和“原生”“粗放”型的材料被大量使用，导致志书达不到“可信、可用、可读”的基本标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选取标准过低。世间事物千头万绪，纷繁复杂，史志类著述不可能全息式地给予反映，必要择其要者，将那些能反映事物本质、于当代和后世有价值的资料记录下去，作为建设参考和存史。从志书内容上说，既然事类都不能尽排于篇目，不得不无奈于“不缺要项”，那么具体材料的使用更应择其精要，要通过“骨质”的材料来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这就要求必须以“要项”“要务”材料为主，对社会价值不大、琐碎细微的材料要勇于摒弃。而一些志书从设目起，不仅对所有类项兼收并蓄，一体对待，录入材料更是多多益善。如某城市志城建部分，设有“公厕”目，逐年介绍域内公厕改造及数量；在环卫章中，将历年清洁车和清洁工人数都详加记述。虽然环卫之于城市的重要性人所尽知，但这样的选取和处置，无疑属事项和材料标准过低，记述过于琐细，结果也必然导致志书成为浮肿型的“巨著” 二、背景材料繁多。对事物发生发展的社会背景进行记述，已超出志书的记述范畴，但多家志书乐此不疲，每每以全国或省市的背景介绍作为本地记述的先导，实质上是对地域范围的一种超越，背离了区域性原则。如有的志书记述某些事物从毛主席指示、党中央或国务院下发文件写起，继之以全国响应，全省的做法，然后才是本地的落实，通常还要记述学习外地典型，如何进行试点推广等等。仿佛不如此，便未将事情交待清楚完整，表现出观念上政治化、行政化、公文化色彩浓厚，也使记述的内容过于繁复。更重要的还在于，这样做的本身违背了“共通不书”的修志原则 三、专业性资料过载。志书是综合性社会学著述，受众为普通大众，对材料筛选和文字记述都应与普通读者的认知水平相契合，而不能过于专业化，使所记材料失去社会性意义（也不会被专业人士所倚重），徒占大量空间，使志书失偏失衡。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在城市志中收录大量植物名称，而且专业化地标注拉丁文对照，却并不究查这些植物是本生、移植还是泊来品，也不言及长于路旁、公园还是庭院，但有其名，一概照录不误。仅此一项，就占去数页甚至十数页之多，使得志书带有专业辞典性质，属无益过载 专业化记述还表现在专业术语的大量使用上，特别在记述地理、科技和进口高新设备时，多带有专业性很强的名称和外文标示。如有的为展现医院设施设备的先进，用文字或表格罗列数十种高精尖进口设备，名称皆非大众所习知。这?右?用专业性材料，同样会影响到志书的品质 四、材料衍生枝蔓。这里指的是并非反映事物本质的衍生性材料，主要是上级对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