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走”到“回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家族叙事及其文化含义论文.docVIP

　　从“出走”到“回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家族叙事及其文化含义论文 .. “家”是文学史上经久不衰的题材，自五四以来，关于“家”的叙事层出不穷，鲁迅的《狂人日记》、巴金的《家》、老舍的《四世同堂》、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曹禺的《雷雨》、《北京人》，已经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从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之后，又掀起了一股“家族”题材热，陆续又出现了张炜的《古船》、《家族》..，苏童的“飞越枫杨树系列”，李佩甫的《李氏家族》，陈忠实的《白鹿原》，王旭烽的《南方有嘉木》，阿来的《尘埃落定》，李锐的《旧址》、《银城故事》，莫言的《丰乳肥臀》，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毕飞宇的《叙事》，周大新的《第二十幕》等家族小说。这两种叙述体现了“出走”和“回归”的完全不同的流向。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一日，作为“伤痕文学”重要起源的卢新华的《伤痕》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伤痕》也成为二十世纪从“出走”到“回归”的一个重要转折。小说的前半部分讲述的是一个“出走”的故事：主人公王晓华是一个“林道静”式的人物，为了保持革命的纯洁性和先进性而和家庭决裂，与“戴瑜式的人物”———母亲，划清界限。小说的后半部分则是一个“回家”的故事，在母亲的信中，两次提到：“孩子，早日回来吧。”虽然，最后王晓华回来之时，已人去楼空，母亲病逝，但故事的结尾，王晓华仍然找到了昔日的男友，往日的情感，找到了“回家”的路。这是一个最明显的从现代革命伦理向传统血缘和家庭伦理回归的症候。然而，正如人们通常对“伤痕文学”的评价那样：“伤痕文学”重在揭露、思考“文革”给人所造成的政治上的伤害，是一种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所以，《伤痕》的“回家”并不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归来。 一九八六年发表的莫言的《红高粱》是当代家族小说的开辟之作。《红高粱》宣言要“为我的家族树碑立传”，将历史叙述从“国家”和“革命”的控制之中拯救出来。在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写道，“我曾经到过长江下游的旧日竹器城，沿着颓败的老城城墙寻访陈记竹器店的遗址”，寻找“我的家族从前的辉煌岁月”。他们借助“寻根文学”的潮流和南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爆炸”的氛围，寻找到和确立了自己新的书写方向。与《林海雪原》和《红旗谱》革命文化对“民间”的征服和“家族”的收编不同的是，《红高粱》重新释放了“民间”复杂的内涵：“我应该举起‘高密东北乡’这面旗帜，把那里的土地、气候、河流、树木、庄稼、花鸟虫鱼、痴男怨女、地痞流氓、刁民泼妇、英雄好汉……统统写进我的小说，创建一个文学的共和国。”1因此，黄子平说，《红高粱》代表了“‘英雄好汉王八蛋’最终重新‘反出江湖’的文学史历程”2。《红高粱》成为了“寻根文学”和“家族小说”的交汇点。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整个家族传奇的背景是一个原始野性的荒野，而不是传统规范和道德化的“家”。“我爷爷”和“我奶奶”身上充满了叛逆的因子，“我爷爷”“杀人越货”，“我奶奶”“不仅是抗日的英雄，也是个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3。“我奶奶是个性解放的先驱”由两套不同的语言符号组成，“我奶奶”代表家族血缘、宗法文化，“个性解放”则是现代语言和西化观念。在《红高粱》中，国家话语和家族话语、大叙事和小叙事、国家正史和民间野史两股叙事语流相互纠缠交织，难分难解。所以，这里作者的态度是含混的，既有“寻根”——对家族史、家族血脉的追寻，也有“反叛”——现代浪漫主义和个性主义的反叛精神和作为“未完成的启蒙”的“现代”。可以说，诞生于一九八○年代新启蒙主义的时代精神里的《红高粱》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回家”。 真正的“回家”有待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家族小说《白鹿原》和《旧址》的出现。如果拿《白鹿原》和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家》进行对比的话，那么，《白鹿原》中的“黑娃”其实就是《家》中的“觉慧”，而“田小娥”也就是五四时期的“娜拉”。在《白鹿原》中，作者赋予了反叛人物以完全不同的命运，黑娃最后“认祖归宗”，跪倒在祠堂面前，而田小娥最后骨灰被烧三天三夜，并压于“六棱砖塔”之下。被归并到“新历史小说”之中的一九九○年代的家族小说通过对于二十世纪革命的反思和否定以及对家族伦理和传统儒家文化的重新认同，在某种意义上汇入了九十年代“告别革命”的“日常生活”潮流。 在李锐的《银城故事》中，二十世纪反复书写的革命与家族之间的冲突转向了新的情节和诠释：“如果自己也像欧阳朗云一样没有家室的拖累，没有家族的后顾之忧，在面临杀身之祸的时候，自己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牵挂和煎熬了。”4在《旧址》中，银城历史上第一个女共产党员、革命的女英雄——李紫痕实际上是一个伟大的家族守护者，“革命”的理由和原因竟然不是“阶级感情”而是家族的手足之情：“李乃之没有想到，自己经过七年读书思考才做出的抉择，姐姐竟在一夜之间就做出了。第二天早晨，姐弟俩人在饭桌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