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措施延用的管制思维与法律问题——以北京机动车限行与北大限入为例.docVIP

奥运措施延用的管制思维与法律问题——以北京机动车限行与北大限入为例 奥运措施延用的管制思维与法律问题——以北京机动车限行与北大限入为例 p align=center田飞龙 【全文】 　　一、引言 　　奥运重又使中国人感受到了一种豪迈与骄傲，其精神体验类似于古代的汉唐盛世和近现代的新中国（1949）。这是一个民族集体智慧与力量的结果，也是集体性的权利受限和义务超限的结果。为了保障奥运，整个国家特别是主办城市北京采取了一系列的管制措施，其中最受公众关注的就是机动车“单双号”限行，即“1/2”限行令——它意味着机动车所有人的车辆使用权受到50%的限制，这对于主要以机动车为代步工具甚至营生手段的公民不能不说是一项极其严格的财产管制措施。单双号限行是通过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的决议获得实施的，至9月20日终止。由于奥运是大政治，普通民众在集体激情的体验中可以毫不犹豫地支持政府的管制措施，自觉遵守有关限令，故限行措施获得了很好的实践效果。作为奥运措施的限行令随着奥运的结束而结束，但经由奥运刺激的管制思维及民众对这一管制思维即刻效果的短期记忆导致限行措施以一种新的组合方案在非奥运的日常时期延用——根据具体方案，可以称为“1/5”限行令。尽管措施管制强度明显弱化，但其管制思维一以贯之，且由于仍然是临时性的试验措施（奥运期间的限行也是试验，但奥运属于紧急状态，所涉因素与日常时期多有不同，故为求日常时期之限行经验，新试验的意义不可忽视），北京市完全可以在明年4月10日措施终止之后根据“实证”效果出台更严格的管制措施。因此，新限行令的强度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其制度背后的管制思维和制度本身的试验目的。同构性的措施在奥运式的紧急状态和非奥运的日常时期同时采用，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与北京市延用奥运措施相呼应的是，全国最著名学府北京大学也在试行奥运后的新管制措施，并酝酿所谓的预约登记制，将人与车辆作同一化处理。据北京晨报10月7日的报道，奥运期间北京大学由于承办乒乓球比赛项目，对进入校园的人员进行了严格的限制——校外人员（不持有北京大学常规身份证件，如教师证、学生证、工作证等）进入北大需有校内人员担保导引，并进行详细登记；奥运之后北京大学实行“验证通过制”，即所有的大小校门一律维持奥运时的保卫设施与人员，校内人员出示证件可免于登记，校外人员可凭身份证独立登记进入——不再要求校内人员的担保导引；进一步的管制措施可能考虑设置“刷卡通过制”，以及终极的“预约登记制”。这些管制措施的强度轻重不一，最强的当属保卫部门理想中的“预约登记制”，但该制度会给北大带来何种影响？清华与人大没有实行类似制度说明了什么？作为北大传统的自由与开放的价值如何处理？各种管制措施在增加管制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同时，是否可以达到校园限入的效果？限入对北大是否一定意味着正面影响？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奥运措施的延用并不限于上述的机动车限行和北大限入，但这两者作为典型很好地反映后奥运时代奥运管制思维的延续性特征。笔者将通过分析证明，新限行令开启了北京交通问题的公共政策议程，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公车改革与发展交通的政府责任更应重视；北大的限入措施及其远景框架与北大自由开放精神相悖，应予废止，回归奥运前的管制水平和自由状态。 　　二、新限行令：无奈、试验与政策过程 　　据北京媒体的调查，支持单双号限行措施延用的比例一直在50%以上，这说明奥运管制的短期效果给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长期生活在北京的普通市民，他们当然期望北京能够拥有碧水蓝天，当然希望交通通畅和秩序井然。这些美好的期望由来已久，在奥运的短暂时间内获得了真实的体验。北京很多的普通市民仍然没有从这种“奥运情结”中解脱出来，他们往往会把支持限行令想当然地直接理解为支持北京的“碧水蓝天、交通通畅和秩序井然”。尽管一些理性的宪政学者（如蔡定剑）提出限行措施侵犯财产权的问题，但普通民众对于具体生活环境的改善预期未必低于对自身财产权的“保卫”意识。民意调查与法学家理性判断之间的距离证明了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存在法律拟制之外的利益与思维。 　　主张奥运期间的限行措施侵犯财产权是难以成立的。奥运是一个法律上的紧急状态，在这一紧急状态之下采取限制公民私人财产权的措施具有正当性，只要有关措施是通过法定程序（如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决议）并具体规定实施措施和相关权利补偿安排（如对停驶车辆相应减征车船税和养路费，实质上已经构成一种行政补偿），就不能简单地认定为法律上的侵权。实际上还没有一起关于奥运限行措施的法律赔偿诉讼，撇去行政诉讼法律技术细节，笔者以为正是紧急状态的基本法理排除了一般性法律求偿的可能性。 　　但是奥运措施延用是另外一个法律问题，它是在后奥运的日常时期采取的管制措施，缺失了奥运的紧急状态的正当性支持，如果没有更强的法律理由或民主程序，新管制措施可能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