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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价格听证制度困境及出路 　　[摘 要]价格听证作为一种舶来品，在推动实现我国政府价格决策制度化、法制化的同时，也因其制度设计和实践操作等方面的缺陷而面临着某种程度的信任危机。只有从立法和实践两个层面深入分析其缺陷和不足，并结合我国国情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完善，价格听证制度才能真正迸发出生机，充分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 [关键词]价格听证；困境；出路 [中?D分类号]D922.2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12 ― 0086 ― 02 一、我国价格听证制度的产生发展 听证制度起源于英美，是一种把司法审判的模式引入行政和立法程序的制度。我国引入听证制度始于1996年3月制订的《行政处罚法》，该法第五章第三节明确规定了听证事项和听证程序，这是我国听证史上一件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1998年制定的《价格法》首次引入价格听证制度，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此后我国开始了对价格听证的实践和摸索。2001年，依据《价格法》关于定价听证的规定，原国家计委发布了《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实施一年多后，原国家计委又于2002年底对该办法进行了修订，重新发布了《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该办法对听证组织、听证程序、法律责任等作了全面规定，对于规范政府定价听证行为，提高政府定价的科学性、民主性和透明度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我国价格听证制度的弊端也逐步显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价格听证制度作用的正常发挥。针对这种现象，2008年10月，国际发改委颁布了新的《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并于12月1日正式实施。该办法实施以来，我国价格听证制度取得很大进展，逐步向制度化、规范化迈进。但是由于制度设计、执行机制等方面仍存缺陷，导致我国价格听证并未完全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反思我国价格听证制度的弊端和不足，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完善，是保障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充分实现价格听证制度价值功能的必然选择 二、我国价格听证制度的现实困境 1.听证主持人地位不中立 听证主持人地位中立、利益超脱，这是保证听证公正的基本前提，然而考察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可以发现，有关听证主持人的制度设计没有充分考虑“中立”的价值取向。《价格法》第23条规定：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为听证的主持人。《听证办法》规定：“听证会主持人由听证人中的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兼任”。理论上讲，价格主管部门作为主持人应当恪守中立，着眼全局，超越狭隘的部门与局部利益，客观公正地作出合理决策。而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利益与要求涨价方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由其主持听证会，很难保证中立与独立，价格听证的公正性也就大打折扣 2.听证方案设计过于随意 我国《听证办法》对于听证方案的规定过于简单，很难起到规范作用。实践当中，我国听证会的听证方案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制定，并在社会上征求意见，根据意见做出调整后再行听证。至于听证方案如何设计、设计几个备选方案、备选方案是涨价还是降价，很大程度上是由定价机关单方决定，广大消费者的参与权和建议权很难得到充分保障。不少听证方案虽有多个备选方案，但是往往每种方案都是涨价方案，只不过涨的幅度不同而已，无论听证代表倾向于哪种方案，都会出现“逢听必涨”的结果 3.听证参加人制度不规范 《听证办法》对于听证会参加人人数和人员构成比例的规定弹性太大：“听证会参加人的人数和人员的构成比例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根据听证项目的实际情况确定，其中消费者人数不得少于听证会参加人总数的五分之二”。办法只对消费者代表比例做出明确规定，对于其他听证参加人的人数和构成比例则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进行表述，过于粗疏，留下太大自由操作的空间，容易导致听证会带有倾向性，也难以保证与价格决策关系最密切的利益群体参与听证会 《听证办法》对于听证代表产生方式的规定也不合理。“专家、学者、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其他人员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聘请”，消费者代表“采取自愿报名、随机选取方式，也可以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委托消费者组织或者其他群众组织推荐”。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听证代表产生办法操作性不强，没有规定相应的实施细则，代表产生的政府倾向性和主观随意性大；代表选择标准不明确，弹性太大，与经营者有关的利益相关方容易混进来，非利益关系代表有被收买的可能性”。〔1〕据此听证办法，听证会的组织者即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对于代表人数、代表产生方式等具有很大决定权，势必影响到价格听证的客观与中立 4.听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