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讲”和“讲自己”-中国哲学的创新理论与实践.doc

“自己讲”和“讲自己”:中国哲学的创新理论与实践 自己讲和讲自己:中国哲学的创新理论与实践 近代西学的东渐，其结果之一便是中国传统学术分类的消解，而西方学科划分则成为唯一标准。在这史无前例的大变革中，原有的领域被肢解分化，新的学科纷纷确立，其中便有所谓的中国哲学。但是，学科的建立并不仅仅是名称的改换，还需要相应研究范式的确立，这也就是为什么谢无量的那部《中国哲学史》虽然是第一部以中国哲学史命名的著作却很少有人提起的原因。而研究范式的建立和被广泛认可，还是要等到胡适、冯友兰等受过西学训练的学者出版各自哲学史之后。然而，胡、冯等学者借助西方哲学建立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在新世纪前后遇到了激烈的讨论，这场讨论甚至被上升到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高度。讨论的结果似乎并不甚理想，但也取得了某种程度上的共识，那就是试图摆脱学科建立之初所受西方哲学的影响，建构立足于中国哲学自身的研究范式。对此，中国的学者们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和尝试，其中张立文先生所提出的自己讲和讲自己的研究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其在此路径上提出的和合学理论更是对中国哲学现代转生的重要实践。 　　 　　一、关于照着讲、接着讲和自己讲的三阶段 　　 　　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无疑是受西方学科划分影响的产物，而在其建立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在这种历史情境下，中国哲学研究范式便由以胡适、冯友兰为代表的受西学训练的学者们建立起来。 　　20世纪初，归国不久的胡适先生在实用主义的指导下，认为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1]1。而稍后的冯友兰先生则称，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2]7毫无疑问，他们都是以西方哲学为标准，依傍西方哲学的形式，来剪裁中国的学术材料。张岱年先生便指出，区别哲学与非哲学，实在是以西洋哲学为表准，在现代知识情形下，这是不得不然的。[3]1于今看来，胡、冯两位先生对于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可谓居功至伟，但他们以西方哲学标准剪裁中国哲学，不能不说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当然，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这是不得不然的，是在中国哲学学科初创期必经的阶段，以当时的知识情境下，学者们也只能如此。对于这种初期的情境，张立文先生称之为照着讲。在此，照着讲的称谓是对冯友兰先生有关照着和接着宋明理学讲相关论述的借用，而张立文先生所言的照着讲是在如下情境中使用的，即中国哲学绝不能照猫画虎式地照着西方所谓哲学讲，意思便是指中国哲学不可依照西方所言哲学的模式来构造自身，即以西方哲学为真哲学，照着西方哲学讲中国哲学[4]，而这也正是照猫画虎试图传达的含义。 　　在照着讲的初级阶段之后，便是所谓的接着讲。关于这一阶段，因为是对照着讲的超越，所以其意义对于中国哲学学科而言甚为明显。当然，这里的接着讲的言说对象仍然是西方哲学，也就是说中国哲学不能秉承衣钵式地接着西方所谓哲学讲。在此言说情境下，接着讲只有在中西哲学对比时才能得到解读。而对于冯友兰先生所言意义上的接着讲，张立文先生认为，其接着讲是融会贯通的，不是简单的引一句程朱的话，然后再讲中国哲学怎么样，他是把握了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因此，他在讲《新理学》的时候是讲得非常圆融的。[5]可见，张立文先生对冯友兰先生的接着讲是非常肯定的。但是，在中西对比的情境下，不管是照着西方所谓哲学讲，还是接着西方所谓哲学讲，都是以西方哲学为标的来改造中国传统哲学。最后，只能是使中国哲学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沦为洋魂西话的注脚，所以，中国哲学要自己讲，讲自己[6]。 　　当然，正如张立文先生所言，照着讲和接着讲只是讲的方式，是怎样讲，是讲述的话语方式，而最重要的是讲什么，是讲述的话题本身[7]6。因而，我们可以照着西方所谓哲学讲或者 接着西方所谓哲学讲，也可以照着或接着宋明理学讲，还可以照着或接着陆王心学讲。但是，这些都是在照着或接着别人讲，尽管接着讲较之照着讲融入了更多自己的话语，也仍然改变不了其主体性缺失的弊病。所以，张立文先生在照着讲和 接着讲之后，又创造性的提出自己讲。当然，正如张立文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自己讲也很可能是自己照着讲或自己接着讲[7]6，然而自己照着讲或自己接着讲中的自己只是正在言说的自然主体，这是照着讲或接着讲天然暗含的。否则，讲便无法实现。而自己讲则是自己的自由言说，是自己心里怎样想，就怎样讲，是哲学的创造活动，它是对于照着讲和接着讲的超越。[8]288 　　回顾张立文先生照着讲、接着讲和自己讲三阶段理论，便可以知道那是对冯友兰先生照着讲和接着讲的创造性转换。再加上自己讲，这三阶段便成为对学术研究特别是哲学研究过程的贴切归纳。照着讲就是照着别人讲，重复别人的学说，这是绝大多数人学术研究的第一步。接着讲则不是完全照着别人说，有自己的发挥，自己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