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的学与术.doc

国学的学与术 老 J： 　　辱问京城大学里沸沸的国学，到底是个啥名堂，年来我闭目塞聪，对上庠的事，愧有未闻，恕不能讲得明白为歉。但可为谈资的是，我读大学时，同学们嘴边，常挂一些陈年的老词，以相笑谑；讲得阔气点，就是洋修辞称的anachronism（时代错乱）。记得当时，国学曾与我大清、国朝、西儒、齐克果、烟士披里纯一起，挑动我们年轻的笑肌。比如说，有人同你讲黑格尔，你不想听，就这样回答：别扯西儒好不好，兄弟可是弄国学的。言罢四顾，你总能看到一张张堆满坏笑的脸。不意二十多年后，这国朝、国学等名，又先后反了正。令人不由想起托玛斯布朗（即拙译《瓮葬》的作者）《流行的谬误》说的： 　　比喻总被人当真。明事理的人，对不晓事者莫用比喻。荒谬的怪想，他们会当真的吞下。 　　将缣比素，可见笑话也讲不得。一讲就成真。 　　原夫国学，乃与西学对待而起。但最初的通名，似是清末的中学。中学名学，其实是术，或意识形态。至于内容，似不过明清官儒之学，不及今国学的包儒道，括蒙满，囊数术，统医学为广大。如张之洞用作体的中学，便删枝去叶，仅存官儒的大体，用意也只在术。按文襄公是我的乡贤，他有主张，那必然不错的。无如执术御人的我大清（对不起，又开玩笑；好在吾兄是明理的人）太不争气，中学的名誉，也跟着倒霉，空负文襄公的谋国之远。 　　中学谢幕后，便有国学。据曹聚仁讲，国学是晚清留学日本的人携归的外来语，乃日本支那学的译名，内容以经史为主。较之中学，这国学的学意，似要重些，但目的也不仅学。其意犹云国学者，是我汉族之学，我汉族的文化之身份；国学昌，汉族人对其为汉族人，方有深切的体会。这样因身份而自豪，因受奴役而耻辱，两情激荡于心，排满之气，必沛然于胸中。清末人如章太炎、刘师培等倡国学的用意，大致在此。 　　这以国学为工具的策略，不可谓不成功。因不久后，清廷果然倒了。作为工具的国学，则活过了其原初的功能；政治的波涛退去后，水落石出，国学便露出了其为学的本相。但问题也来了。因意识形态的术，或政治工具的术，皆有明确的目的；从国故的大筐里，拣哪只果子，它自有分寸。如前者取明清官儒之学，后者越明清而上，直取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学问的学，却是非功利的，也往往是个人的，故很难用一个标准，把筐里的果子分三阶九列。这样什么算国学，什么不算，还是凡中国土地上产生的文明，统统都算呢？就成了民初的难题。如民国二十六年钱穆编《国学概论》，开首就说： 　　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 　　说的就是民初人临筐缩手、不知所取的惘然。 　　钱穆的国学之标准，是名与史的。所谓名，是把学的概念，仅限于古代人的学术。创作性的诗文、记录性的历史等，皆攘于国学的外头。所谓史的，是以各时代的标准为标准，择其学术之主流，作为国学的主体。如宋明非无考据，无佛学，但不是主流，故钱摈而不书，只取理学这宋明学术的大宗。这个处理，不可谓不高妙，也是让国学学科化的一尝试。但国学毕竟帽子大，歧义多，易滋误解。故钱穆及稍后的人，又常把这个国学，易名为中国学术史，或中国学术思想史。老辈人对名实的矜慎有如此。今人不思，亦已焉哉！ 　　但智力与行为一样，不是人人都讲纪律的。比如钱穆编《国学概论》的前后，北大、清华等校，又设文科的研究机构，为取名时，就漫手拣了国学这人人耳详、又人人不能指实的名字。这个国学，自不同钱书的国学。后者乃中国古代之学，清华的国学，则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今人之学。其国学院的性质，用今天的词说，可称中国古代文明研究院。北大的国学，则尤无伦次，如古代中国的研究外，又有歌谣搜集、方言调查等。倘问这些工作，何以冠国学的名字？恐起古人于地下，也只能答没细想或瞎凑合的。 　　设学科，立机构，就好比画圆：半径要一定，长度应适中；否则圆将忘了其中心，忘了其几何的性质。这一点，乃现代学术分科的要求，也是现代学术进步之所在。我对民初的教育史，不甚有知识。然窃唯清华、北大之袭用国学这半径不定的名称者，或当时新有大学，分科的意识犹模糊、朦胧。若云民初诸老宿们，必欲一尺的头，顶八尺的帽子，恐实有未必。分科有分科的坏处。才不世出者，也可不受其约束。但就多数学者而言，追怀道术未裂的往昔，告诫自己莫陷于饾饤，就已算高明。若必欲去分科，取混沦，就是学术的老悖与反动了。或因类似的认识，民初的国学门、所、院等，在设不几年后，便自关了门，弄国学的人，也归于分科之列如中文、历史、哲学等。 　　但在中国，不仅笑话讲不得，预言也做不得。比如钱穆说国学一名，将来亦恐不立，就八十年后，适成了反谶。照得四五年来，一班现代分科里长大的，文史哲已成家、待成家、未成家与不成家的诸公，又突然挑出国学的旧旗，欲九合诸学，一匡天下。京师上庠里，也蠢蠢思动，或争辟国学之新疆，或复我国学之旧土。未知陈寅恪复生，是否又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