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希特与中国古典哲学.doc

布莱希特与中国古典哲学 论文联盟www.LWLM.com编辑。布莱希特与中国古典哲学 　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中国的文学、艺术和哲学同欧洲文化艺术的融合过程有了明显的加快。就德国而言，十九世纪末叶至二十世纪初年间，出现了一种可称之为东亚热的社会思潮。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人心中普遍产生了欧洲文化危机感，不少知识分子对欧洲的社会和文化失去了信心。他们在失望之余，便把目光转向东方，希望在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的哲学、文学和戏剧艺术中去寻找克服欧洲文化危机的办法。 　　另一方面，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对此也起了推动作用。二十年代中期，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浪潮此落彼起，人民正在向腐朽的旧制度发起猛烈的冲击。中国的这种革命势态，在欧洲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心中点燃了希望的火炬。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意识的觉醒，对他们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布莱希特的一些诗友，也正因此而写出了一系列以中国题材为背景的作品。弗里德利希沃尔夫写了《太阳醒了》和《从纽约到上海》，安娜西格斯写了《伴友》，布莱希特的挚友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写了《怒吼吧中国》一剧和短篇小说《邓世华》，布莱希特本人也写出了诗作《三百个被杀害的苦力向国际诉冤》，剧本《四川好人》，短篇小说《奥格斯堡灰阑记》，剧本《高加索灰阑记》，教育剧《措施》，诗作《老子西出关著道德经的传说》以及未完成的剧作《孔子传》等等作品。 　　当时德国的精神生活，却与中国恰恰相反，斑驳陆离的反理性的迷狂使人窒息，正如茨威格所描绘的那样，一切狂放不羁的东西，诸如阴阳术、玄学、灵感学、梦游病、相手术、笔迹术和巴拉塞尔的神秘学，都正在经历它们的黄金时代。在这些五花八门的派别之外，布莱希特的注意力渐渐被吸引到了两个主要方面上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的古代哲学。 　　中国古代哲学其所以会对布莱希特产生越来越大的吸引力，除了它给布莱希特与德国表现主义戏剧家的哲学论争提供有力的论据之外，还由于它使布莱希特后来超出了这场论争的范围，开拓了他的哲学眼界，把他向哲学的深度和广度推进，使他从一个欧洲人变成了一个世界性的人。时间与空间的扩展，使他的思想很快地深化了。他从此便与中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中国古代哲人之中，他特别推崇墨子。早在二十年代初期，布莱希特的朋友阿尔芙莱德弗尔克便写过一本有关墨子的专著，书名叫《社会批评家墨子及其门生的哲学著述》。布莱希特在反复研读了这本书之后，写出了一部对研究布莱希特受中国哲学影响颇具价值的哲理性著作《成语录》。该书也采用中国古代哲学著述常见的对话体裁，书中假名金叶的对话人使人看到布莱希特本人的影子。从这部著作中可以看出，布莱希特认为自己和墨子的哲学思想有若干共通之处，书中处处流露出作者将墨子引以为忘年之交的自豪感。他认为，墨子虽非平民出身，其哲学却与自己一样，带有明显的平民倾向。他最欣赏的，是墨子哲学的根本目的，在于探索如何解决个人与社会取得合谐的问题，也就是寻求在不损害人的自然权利的条件下，如何为集体造福的问题。在研究墨子之后，他开始接受墨子旨在反对利己主义倾向的伦理观。在此之前，布莱希特以《家庭格言》为其代表的早期诗作，尚处于为反对禁欲主义的宗教教条和表现派虚伪抽象的伦理观而表现出带有颓废色彩的官能享乐主义的阶段。如果把布莱希特前后不同的伦理观加以对比，则可以看出中国哲学对他产生的这种具有进步意义的影响。在个人与集体利益的关系上，布莱希特正是以墨子兼爱互利之说来揭露欧洲教会提倡博爱精神的欺骗性，大力宣传既要为集体和社会谋福利，又不能置个人的正当利益于不顾，应该把二者兼顾起来，而且，也只有交相利，才能达到兼相爱。他强调墨子利与功的观点，认为应该从这两个方面来衡量社会中的人与事物的存在价值。 　　如果把布莱希特在《气息的祈祷》一诗中所论文联盟wWw.LWlm.coM描写的饥民被军队和警察枪杀的情景和墨子在《节葬下篇》中所控诉的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的野蛮残忍加以比较，就不难看出两者对备受苦难的下层人民都怀有深厚的同情，对滥施暴力淫威的上层统治阶级及其打手都怀着切齿之恨。至于那些灭绝人性的帝国主义罪恶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的灾难，之所以成为布莱希特一生着力表现的题材，不能不说与墨子的非攻思想也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 　　在伦理观问题上，两者都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来解释道德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布莱希特在他的《成语录》一书中沿引了墨子的话来说明他的伦理观，书中写道：故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布莱希特那句先吃饱肚子，才有道德的名言的由来。这种唯物主义的伦理观后来成为布莱希特在许多剧本中讨论善恶问题的出发点和依据。 　　除此之外，布莱希特还赞赏墨子旨在反对统治阶级穷奢极欲、劳民伤财的非乐论。墨子秉承爱民谨忠；利民谨厚的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