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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纠纷中的“外人” 陈 柏 峰 一 引言 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遭遇和处理两种不同的社会关系：与熟人或“自己人”之间的关系，与陌生人或“外人”之间的关系。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会区别对待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关系。 关于熟人/陌生人或自己人/外人两种不同的社会关系，社会学学者，尤其是社会心理学学者作出了杰出的研究。费孝通先生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注意到了中国人两种不同的社会关系： 我常在各地的村子里看到被称为“客边”“新客”“外村人”等的人物。在户口册上也有注明“寄籍”的。在现代都市里都规定着可以取得该地公民权的手续，主要是一定的居住时期。但是在乡村里居住时期并不是个重要条件，因为我知道许多村子里已有几代历史的人还是被称为新客或客边的。 …… 这些寄居于社区边缘上的人物并不能说已插入了这村落社群中，因为他们常常得不到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他们不被视作自己人，不被人信托。我已说过乡土社会是个亲密的社会，这些人却是“陌生”人，来历不明，形迹可疑。（费孝通，1998：72） 费孝通先生的讨论显然对后进的学者们是极具启发意义的，在诸如杨国枢、黄光国、杨中芳、杨宜因等社会心理学学者用关系分类来切入中国人社会关系和行为规则的研究中，我们分明发现了其中隐含着的费老思路的影子。 杨国枢（1993）根据中国人的社会关系的亲疏程度将中国人的关系分为家人关系、熟人关系和生人关系。家人关系的社会交换预期最低，彼此要讲责任；熟人关系适用人情原则，互相要讲人情；生人关系社会交换预期最高，彼此之间依照实际利害情形行事。黄光国（2004）以情感性——工具性的高低划分出三类社会关系：情感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他认为典型的情感性关系是家庭关系、亲友关系，典型的工具性关系是陌生人关系，典型的混合性关系是熟人关系。杨中芳则将关系依人情（应有之情）及感情（真情）的多寡分为四类：自己人、友情、人情、市场交换。（杨宜音，2005）杨宜音（2005）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以先赋性和交往性两个维度将关系分为：自己人、身份性自己人、交往性自己人、外人。 社会心理学学者对“外人”的研究日趋细致完善，然而，遗憾的是，这些研究似乎没有引起其他学界学者应有的重视。有鉴于此，本文将借鉴社会心理学上的“外人”概念，将社会心理学上对关系的分类应用到纠纷解决的法律社会学研究中，关注发生在不同社会关系主体之间的纠纷在解决程序和实体责任分配上有何不同，并揭示这种不同背后所隐含的农民法律生活逻辑。 我将对一个自然村落中某些村民生活史上的纠纷进行分析，关注村落内部“外人”和“本地人”的处境有何不同，关注这种不同处境对纠纷的解决程序、解决结果的影响，关注“外人”如何同“本地人”打交道，如何在一个不认同自己的村落环境中生存。我将展示在纠纷及其解决过程中，自然村落社区中的人们残忍对待“外人”的不公平态度和现象；展示精明的村民如何以一个“外人”的身份参与矛盾和纠纷的解决，甚至在纠纷中建构出“外人”来，利用“外人”这个身份符号达到自己的特定目的。 朱晓阳（2003：235）曾从惩罚社会学的角度研究过云南小村的“外人”境况及其认同，其中也涉及到了一些纠纷。但限于角度，他并没有过于关注纠纷解决的实体及程序问题，而是关注村民对作为“外人”的越轨者的惩罚问题。而且，朱的个案关注的是小村中作为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外人”，村民对他们的惩罚很大程度上是其他村落精英主导的，是出于村落政治斗争的需要，或者为了村落的经济利益。这种“外人”处境在中国农村社会中并不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我所考察的“外人”是村落中普普通通的村民，他们政治上不得势，经济上也不超于一般村民；对“外人”身份符号的利用者，除了能说会道外，也并不比普通的村民更具有其它优势。 我所调查的村落是一个地处湖北省南部的陈姓自然村落，按照社会人类学的匿名惯例，我称它为鄂南陈村。陈村在行政上被分为三部分，每部分外加一个小姓村落组成五共村一个村民组（生产队），陈村和这三个小姓村落构成了一个熟人社会，而五共村则是一个半熟人社会。陈村没有一个真正的教徒，但村民普遍持有某些佛教或道教的观念，有一定的祖宗信仰、鬼神观念和“风水”观念。陈村主要种植水稻，小麦、油菜和棉花等也有种植，村庄内没有任何现代化的工业。五共村与周围其他五个村庄曾经属于一个很小的窑头乡，这六个村庄关系密切，可以近似看成施坚雅（1998）所说的“市场体系”。这个市场体系有两个中心，它们通常是村民们小的农产品交换地点，但由于现在交通的畅通以及交通工具的改进和普及化，这两个中心的交换功能已经大为弱化了。在行政建制上，辖有六个村的窑头乡曾一度被一分为二，五共、永胜、窑头三个村被划归向阳湖奶牛场管辖，其他四个村被划归张庙乡管辖。这段时间很短，窑头乡的建制一直维持到1987年。1987年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