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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俗为雅：禅籍俗语言对宋诗的渗透与启示 内容提要 宋诗人提倡的“以俗为雅”，一是指题材的世俗化，与禅宗多举日用事的宗教实践观有关；二是指语言的通俗化，理词俗语人诗，其根源来自禅籍俗语言风格的启示。宋诗受禅籍俗语言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采用禅宗语录中常见的俗语词汇，仿拟禅宗偈颂的语言风格，并由此而推崇摹仿王梵志和寒山类似偈颂的白话诗。禅籍俗语开拓了宋诗的语言材料，使诗歌产生谐谑的趣味和陌生化的效果。 关键词 宋诗 禅籍 俗语言 偈颂 王梵志 寒山 在宋代诗学中有句流传甚广的口号，即“以俗为雅”。首先提出“以俗为雅”的是苏轼和黄庭坚。苏轼《题柳子厚诗》云：“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柳子厚晚年诗极似陶渊明，知诗病者也。”（1）（卷六七）黄庭坚《再次韵（杨明叔）·引》云：“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如孙、吴之兵；棘端可以破镞，如甘蝇、飞卫之射。此诗人之奇也。”（2）（卷一二）黄庭坚此诗作于绍圣四年（1097），苏轼此跋无准确编年，但他喜好陶、柳诗是晚年南迁之后的事，所以此跋亦当作于绍圣年间（3）。此外，陈师道《后山诗话》载：“闽士有好诗者，不用陈语常谈，写投梅圣俞。答书曰：‘子诗诚工，但未能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尔。”’（4）（卷二六引）梅尧臣是否真说过此话，尚无确证。即使“以俗为雅”由梅尧臣提出，但直到陈师道才首次载于诗话。而《后山诗话》也大约作于绍圣前后。由此可见，“以俗为稚”最早见于（现存）文献乃在绍圣年间，而提及或转述此说的三位诗人正好是“元祐体”的代表作家以及“以文字为诗”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同时也是佛禅的爱好者甚至佛门居士。因此，我们有理由把“以俗为雅”视为同时代禅悦之风影响的产物。 所谓“以俗为雅”。包括诗歌的题材和语言两方面。题材的“以俗为雅”与生活态度和审美态度的世俗化有关，这一点与禅宗将印度佛教的宗教精神世俗化相类似。禅宗的实践观是自证自悟，尤其是马祖道一主张“平常心是道”，认为禅悟产生于日常的穿衣吃饭、屙屎送尿之中，更成为宗门的基本生活态度。与此相联系，禅宗公案千百条，多举日用之事。尽管北宋禅宗日益士大夫化，但这种日用的宗教实践观丝毫未受冲击，反而渗透人士大夫的生活态度中。宋代士大夫无论是阅读公案，还是与禅僧交游，都会接触到这种观念。如佛印了元禅师写信给苏轼说：佛法“在行住坐卧处，着衣吃饭处，屙屎撒溺处，没理没会处，死活不得处”（5）（卷一七三九释了元《与苏轼书》）。黄庭坚也有同样的思想，其《题意可诗后》云：“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若以世眼观，无真不俗。”（6）（卷二六）也认为“俗”与“真”的区别在于一种观照态度，以禅家的眼光去观察世俗之事，佛法之真谛无所不在。所以黄庭坚曾戏言：“诗者，矢也，上则为诗下则矢。”（7）（卷五《杂论十三》）”这种观照态度自然会将理俗的素材提升改造为高雅的诗材。 至于宋诗语言的“以俗为雅”，则更是受到禅宗典籍通俗活泼语言风格的直接启示。从汉魏六朝到隋唐五代，除了杜甫等少数人之外，诗人是不允许俗字傀语人诗的。唐人刘禹锡重阳日作诗不敢用俚俗的“餻”字。因为儒家六经无此字（8）。这在唐代是很典型的。但到了宋代，人们就不再受这种观念的束缚，宋祁作诗嘲笑刘禹锡：“刘郎不敢题餻字，虚负诗家一代豪。”（9）（卷二四《九日食糕》）特别是到了北宋后期，俗字俚语入诗蔚成风气，而且在各种诗话中备受推崇。试看以下数则诗话： 王君玉谓人曰：“诗家不妨间用俗语，尤见工夫。雪止未消者，俗谓之‘待伴’。尝有雪诗：‘待伴不禁鸳瓦冷，羞明常怯玉钩斜。’待伴羞明皆俗语，而采拾入句，了无痕纇，此。获瓦砾为黄金手也。”余谓非特此为然。东坡亦有之：“避谤诗寻医，畏病酒入务。”又云：“风来震泽帆初饱，雨入松江水渐肥。”寻医、入务、风饱、水肥，皆俗语也。又南人以饮酒为“软饱”，北人以昼寝为“黑甜”，故东坡云：“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余。”此皆用俗语也。（10） 世间故实小说，有可以入诗者，有不可以入诗者，谁东坡全不拣择，入手便用，如街谈巷说，鄙俚之言，一经坡手，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自有妙处。（11） 李端叔尝为余言：“东坡云：‘街谈市语，皆可入诗，但要人熔化耳。”（12） 我们注意到，苏轼不仅在理论上首次打出“以俗为雅”的旗号，而且以其大胆的实践成为试用俗语的领路人。值得我们探讨的是，苏轼对方言俗语的喜好究竟基于一种什么样的语言环境和文化背景 如前所述。刘禹锡不敢用“餻”字，是以儒家六经语言为标准。而在宋代，诗人已将禅宗典籍纳入自己的视野。禅宗典籍作为一种文献形式，已成为参禅士大夫的新经典，而禅宗典籍占主导地位的语言乃是俗语言。与公案多举日用事相对应，禅门多用方俗语，其意义乃是以一种农禅的话语系统来取代佛经教门的印度话语系统。虽然这种农禅话语系统因士大夫的话语（诗句）的入侵而稍丧本色，但士大夫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