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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写作手法角度看《孤独》中荒诞性问题 　　摘 要：卡尔维诺的短篇《孤独》，以简短而浓缩的寓言形式讲述了一个荒诞的故事，揭示了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作为后现代派大师，卡尔维诺精心运用了诸如扁平化人物、变色龙式身份以及零度写作等写作手法，有力地表现了现代人精神上的荒诞性。本文从他的写作手法角度入手，分析《孤独》中所展现的荒诞性问题 关键词：卡尔维诺；孤独；荒诞性；零度写作 作者简介：陈茜（1992-），女，汉族，河北秦皇岛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6-0-01 卡尔维诺的短篇《孤独》可算是一篇微型小说，在1300余字的篇幅中以类似寓言的形式讲述了一个荒诞的故事，揭示了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作品不仅在思想上达到了一定的深度，还通过一些写作技巧更好地凸显了主题，可以说是以现代的手法表现了现代的问题的绝佳范例。本文通过分析作者运用的写作手法，来阐释《孤独》中所展现的荒诞性 一、没有形象的人物形象设置 首先作者打破了传统的塑造典型人物的写作理念。纵观全文，“我”是一个非常空洞的人物形象：关于他的背景、职业、年龄、性格，我们统统一无所知，作者的模糊处理，使得主人公不具备任何形象上的描述和限定。在这里，没有识别性的“我”就不再是某个确定的人，他可以是任何人，或者一类人，具有了一种普遍性。一方面，这种写法本身就带有一种荒诞性，表现出人物的特征就是没有特征；另一方面，“我”是抽象化的行动体，单纯具有功能上的意义，服务于情节：“我”只具有目击者和参与者的身份，承载着推动故事发展的行为。“我”的主体性的失落，也代表着人道精神的失落 二、“变色龙”式的身份转换 卡尔维诺还设计了富有戏剧性的情节结构，于波澜起伏的矛盾冲突中进一步表现主题。下面用格雷马斯的角色模式来分析，在小偷行窃这件事上，小偷是主体，客体是排除警察干扰、使行窃成功，警察是反对者，“我”是帮助者；而当小偷派“我”去视察时，在主客体都没变的情况下，“我”却转换了阵营，跟警察一样成了反对者；在警察围堵小偷过程中，主体是警察，客体是在现场捉拿小偷，“我”是帮助者，而“我”一旦回到店里替警察观察情况时，“我”就又入了小偷一伙，变成警察的反对者。当“我”被卷入双方对抗之中时，“我”对同一主体就兼有双重身份了。很明显，这不是间谍小说，追述到开头，“我”之所以停下来只是因为“当时正在闲荡，一个人，没什么特别的地方要去”[1]，这一切发生得很自然很随意。主人公模糊了善恶的分界，混淆了正义与邪恶，在他眼中，行窃并不是可耻的、应被惩罚的；警察的侦破之举也没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一切都仅仅是事件，没有意义。[2]“我”在身份上的分裂也象征着人格上的分裂，因为“我”的心中缺少一个可以判断的价值标准。主人公在没有目标的状态中行事，展现出一种真正的无聊 小说的荒诞感还体现在其他人对“我”的态度上。“我”自由来去于警察与小偷的群体之间，这些人不问“我”的背景身份，就对我充满“信任”，自动把“我”视为他们中的一员，明显也是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的行为混淆了警察与小偷的对立，使原本界限分明的冲突化为虚无，而他们双方不管是在追捕前抑或追捕后都在默许甚至纵容“我”的这种行为。“我”既然可以作为一类人的代表，巷子里的一夜也可以看做社会的缩影。这就使得“我”所体现的荒诞性超越了自身，延伸到了社会的层面。[3] 此作英译名为Solidarity，原译者或误以为与Solitary有关，乃有“孤独”之译，因此现行的大陆版译名都?椤豆露馈罚?台湾本则译为《团队精神》。抛开题目只看文本未尝不可，如果涉及题目，《团队精神》的讽刺意味更浓。虽然“我”在“全身心投入”地两头帮忙的过程中确实体现出了“团队精神”，但“我”并未真正归属于哪一方。究其原因，不过是因为“我”在精神上的无所依托，而这种无所依托与归属感的缺失，就表现为一种深深的孤独 三、缄默的叙述者和“零度写作” 从叙事视角来看，整篇小说以第一人称内聚焦贯穿。本来这种手法的优势在于可以生动真切地展现叙述者的心理活动和对事件的认识态度，调动读者的感情，便于读者增进对人物和情节的理解，但在这篇小说里却丝毫看不出叙述者的思想倾向。叙述者如同一个事不关己的局外人一样，旁观整件事情，既不对小偷的行窃和警察的追捕过程表态，也不解释自己一系列行为的缘由。结尾“我站着，两手插在口袋里，开始走，一个人，没什么特别要去的地方”[4]又与开头相呼应，似乎这一晚所经历的那场惊心动魄的偷窃与追捕并未发生，他的情绪无丝毫波澜。然而，叙述者并不是真正的旁观者，他明明“积极”地参与了整个过程，这便使他的缄默态度和局外人眼光更加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