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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虚实、画里画外的影像演绎 　　从概念层面上讲,传记影片很难清晰界定,也很难构成一种独立的类型,其中包含着历史判断、价值标准、素材取舍与虚构等长期存在的问题,更主要的影响因素来自当代日趋多元的文化背景,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关于特定人物的人格与行为的判断已经无法定于一尊,一部影片不可能穷尽一个人的一生,更不可能被确立为“经典”楷模,传记类影片的叙事功能越来越倾向于一种表达或呈现,在一个或更多的角度与层面上阐释对特定人物的理解;对于电影本身来说,电影观念与表现方式日益多样与开放,现在已经很难找到某种纯粹的类型影片,具体到传记类影片更是如此,该类影片只是在人物取材的大类样上有相同之处,怎样叙事、采取何种风格等从来都不是明确界定好的,当代传记类影片更是如此。 　　但是,作为一种电影传统,传记类影片由来已久。早在1900年,电影尚在幼稚状态时,法国电影先驱者梅里爱就严格考据历史材料制作影片布景,拍摄了长达一刻钟且拥有大场面的《圣女贞德》 [法]乔治#8226;萨杜尔:《电影通史》第二卷,唐祖培等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91。梅里爱或许当时更醉心于电影的“魔幻”效果,但他开辟了电影史上这个不断被演绎的经典传记系列。之后,法国、美国、意大利、德国、俄国、阿根廷甚至日本在电影早期都拍摄过关于圣女贞德的影片 郑雪来主编:《世界电影鉴赏辞典》续编,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19。 　　 　　尽管存在界定的困难,关于传记类影片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定义。本文为了表述方便,不至于陷入无物之阵,也试图限定一个较为宽泛的讨论范围:以历史或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人物的经历或以此为主要素材而摄制的影片。至于一些学者提出的所谓“类传记影片”,即将纯虚构叙事模仿成传记类影片的部分将不包括在内。 　　考察电影发展史,以叙事功能、人物塑造、表达方式作为评价标准,传记类影片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与经典电影美学特征的时间阶段基本相符与平行的“经典时期”,主体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影片创作,这一时期塑造了一系列臧否明晰、性格鲜明的传记人物,美国之《青年林肯》、法国之《拿破仑》、苏联之《夏伯阳》等莫不如此;20世纪中后期(主要指二战之后)是传记片的转型时期,《阿拉伯的劳伦斯》、《巴顿将军》、《甘地传》、《末代皇帝》等将一些哲学意蕴、文化反思融入叙事,人物性格在保持鲜明个性的前提下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多层多意性;新世纪之后的传记影片进入多元化阶段,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展示出无限丰富性,这也顺应了多元化时代对人本身思考的多义性特点。其中,第一个阶段的传记片在“类”的概念上更为凸显,而后两个阶段则有着较多交叉因素,但区分依然是明显的。 　　 　　经典传记片:塑造双重“神话” 　　 　　经典电影建立在两个信仰之上:对叙事内容的确信;对电影语言的崇敬。 　　尽管很早就有人指出好莱坞电影的“梦幻效果”,但是,经典电影并不等同于好莱坞,而是体现着人们对理性的世界秩序的追求。经典叙事的特点正在于安排好起承转合的条理化叙事结构,所有情节和人物都按照安全有序的原则建构起来。经典叙事其实是按照观众内心的秩序原则建立起来的,这表现在故事情节的完整封闭、价值观念的简单明朗。具体到传记影片,可以看到,不管好莱坞、欧洲大陆、苏联,还是其他地区的作品,传记片主体都在确立一种规范的、可供敬仰、效仿的形象样本。这些传记主人公外在于观众,其生活与行为高居于观众之上,以其非同一般的人格魅力感召和影响观众。经典叙事时期的电影语言并非独立发展,而是适应以上叙事功能而形成的一套表述规范,尽管不同地区的电影在表达风格上有较大差异,但与内容的相协共生则是共同的特点。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传记电影在内容和表达上都旨在形成一种叙事“神话”。 　　好莱坞这个时期拍摄了很多传记类影片,如《瑞典女王》(1933)、《路易斯#8226;巴斯德传》(1936)、《居里夫人》(1943)、《翠堤春晓》(1938)、《一曲难忘》(1945)、《左拉传》(1937)、《青年林肯》(1939)等。诚如一些人所批评的,经典好莱坞电影体现着造梦机制,以上影片都塑造出完美的人物与生活场景,嘉宝以惊人的美艳展示女王的优雅情爱,居里夫人献身科学与人类的高贵品格,斯特劳斯、肖邦等音乐家纯净美丽的艺术世界,林肯等政治家们的正义与果敢等。这个时期,也有一类特别的传记题材表现负面人物,随着强盗黑帮片类型的出现,《小凯撒》(1931)等直接或间接取材历史和现实中黑帮人物的影片大为流行,并且成为美国电影的重要传统之一。但黑帮传记类影片往往是从相反的层面上印证和确定主流价值体系,影片主人公往往行走于善恶之间,人性与邪恶的交锋是核心的戏剧冲突,尽管这些主人公有时会因为深刻的内心冲突而被塑造得“楚楚可怜”,但结尾无一例外地都死于非命或不得善终,影片以此行使叙事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