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困境”概念辨析论文.docVIP

　　“安全困境”概念辨析论文 “安全困境”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用以解释国际紧张、对立乃至冲突形成机理的一个基本概念。“在世界政治的所有困境中，安全困境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指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的核心。”(注：NicholasisperceprionandEthnicConflict:Transylraniassocietalsecuritydilemma”,RevieanRelations,pp.9—36.)同样，赫兹也认为，“正是安全困境的一种悲剧含义使得原本可能从未存在的相互恐惧最终可能产生最可怕的结果”。(注：John Herz,InternationalPoliticsintheAtomicAge(Chicago,IL:ChicagoUnirersity Press,1966),p.241.)在巴特菲尔德和赫兹提出这一概念后，由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以及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在理论界的主导地位，“安全困境”在国际关系中日益发挥显赫的作用。(注：PaulRoe,“MisperceptionandEthnicConflict:Transylraniassocietalsecuritydrlemma”,ReviemaandtheEndoftheColdutualSecurity”,inRoberSmokeandAndreiKortunov(eds.),MutualSecurity:aneericarelations(London:1991),p.76.) 很显然，上述学者均是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来诠释“安全困境”，这难免有顾此失彼之憾。不可否认，这些定义都涉及到“安全困境”的不同侧面，但它们各自均无法充分地界定“安全困境”。只有将之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才能理解安全困境的动力学，(注：AlanCollins,TheSecurityDilemmaandtheEndoftheColdacmillanPress, 2000,p.12.)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国家间的不相容性是虚幻的。霸权国及其邻国均无意威胁对方的生存，只是由于每一方对另一方意图的不确定导致了双方的相互误解；双方实施的旨在追求自身安全保障的政策实际上制造了不安全。霸权国及其邻国实施的政策不仅没有达到保证己方安全的目的，反而加剧了双方的相互担忧，最终这些政策被证明是具有“自我挫败”性质的。这些说明上述安全困境也具有传统安全困境的三个显著特征即善良的意图、无法决断的不肯定性以及自我挫败的政策。而它在本质上也可归结为一个“悲剧”。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安全困境是传统安全困境概念的新扩展和延伸。与经典安全困境相比，它凸显并强调了国家行为在诱发安全困境中的作用。故此惠勒和布思将之界定为“国家引导型安全困境”，(注：Ibid.,p.10.)以区别并对应于原有的“体系引导型安全困境”。这里应强调指出的是“国家引导型安全困境”中的霸权国必须是一个不寻求以领土征服控制其邻国的满足现状的国家，而一个旨在推翻现状，谋取领土为目标的修正主义霸权国则显然不适用于安全困境。两种类型的安全困境的运行过程是相同的，二者之间的重要区别主要集中在缓解或逃逸问题上。(注：AlanCollins,TheSecurityDilemmaandtheEndoftheColdispercep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Princeton, 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6,p.67.)因此如何缓解和摆脱安全困境就成为人们研究的焦点。首先，在安全困境能否被摆脱的问题上学术界存在着争议。以罗伯特·杰维斯、巴里·布赞为代表的悲观派认为，安全困境是无政府国际体系的固有特征。在杰维斯看来，由于无政府是国际关系的永久特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安全困境不能消除，而只能加以改良”。(注：RobertJervis,“TheSecurityRegime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36/2(Spring1982),p.178.)鉴于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是产生安全困境的重要原因，这实际上也为我们指明了减轻乃至完全消除其不良效果的出路。 20世纪80年代早期，巴里·布赞提出了“成熟的无政府”(matureanarchy)这一概念。他认为一个“成熟的无政府”将是一个高度有序和稳定的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国家将享有更大程度的安全感，这种安全不仅来自于他们自己内部的力量和成熟，而且也来自于规范它们之间关系的制度化规则的力量。(注：BarryBuzan,People,StatesandFear:anagendaforinternationalsecurity studiesinthepost—ColdakeofIt:thesocialconstruction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