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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能源类型中国反弹效应测算及其分解 　　摘要：能源问题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能效改进所引起的能耗反弹问题已成为能源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针对已有研究基于复合能源维度探讨反弹效应的不足，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引入反弹效应测算模块的中国静态CGE模型，研究不同类型能源效率改进的节能效果和反弹差异，并将其在生产侧和消费侧进行分解。在分别提高所有生产部门一次能源使用效率和二次能源使用效率两种情景下，我们发现提高二次能源使用效率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更大，带来的能源节约也更多。就反弹效应而言，两种情景的反弹效应在9.6%-27.9%范围间，但提高一次能源使用效率带来的反弹效应要普遍大于提高二次能源使用效率带来的反弹。这意味着，能效改进的能源类型选择将关系到政策的实施效果。对反弹效应在生产侧和消费侧的分解则显示，生产侧的能效改进会刺激消费侧能耗增加，而且来自消费侧的能耗增加在二次能源品种的反弹效应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成品油和燃气。综上，我们认为不论从经济表现还是反弹效应来看，提高二次能源使用效率都是比较理想的能源类型选择，这是以往研究未曾注意到的。同时，由于反弹效应的存在确实降低了能效政策的有效性，因此政府在制定能效政策时可通过对冲能效改进带来的能源服务价格下降来减缓能耗反弹。引导和规范居民的用能观念和用能行为也是减缓反弹效应的一个重要途径，这一点对能源需求远未饱和的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 关键词 ：反弹效应；能源效率；能源类型；CGE模型 中图分类号：F0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6）12-0133-07 能源问题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能源效率被视为是继煤炭、油、天然气以及核能之后的第五种能源[1-2]。根据IEA的估算，温控2℃目标下，2050减排量的40%将来自能源效率的改进[3]。能效已被IEA视为未来的第一能源[4]，提高能源效率已成为各国政府应对能源挑战和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但近些年来，反弹效应的存在引发了学者们对能效政策有效性的广泛讨论[5-12]。能效改进所节约的能源可能被替代效应、收入效应、产出效应等一系列反弹机制所产生的新的能源需求部分甚至全部抵消[13-15]，这种现象被称为能耗反弹。能效反弹问题已成为能源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针对已有研究基于复合能源维度探讨反弹效应的不足，本文通过借助CGE模型，着重考察不同类型能源的效率改进的反弹差异，并将其在生产侧和消费侧进行分解，最后在此基础上揭示相应的政策含义 1 文献综述 能耗反弹最早来源于对“杰文斯悖论”的研究[1，16-17]。Saunders[18]在Khazzoom和Brookes研究的基础上，将能效改进可能增加而不是减少能源消费的观点命名为KB假说。在Saunders[18-20]之后，学术界对反弹效应的研究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Sorrell[10]在Greening et al.[13]的基础上，按照反弹来源将反弹分为直接反弹（direct rebound effect）、间接反弹（indirect rebound effect）和宏观经济层面反弹（economywide rebound effect）三类。直接反弹是指某种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降低了与之相关的能源服务的价格，引起对该种能源服务的消费增加，从而能源需求增加。直接反弹是在静态框架下探讨的，仅限于某种特定的能源及与其相关的能源服务[13]。间接反弹则是基于动态视角，Sorrell[15]将不属于直接反弹的能耗反弹均视为间接反弹，并归纳了隐含能源效应、再支出效应、产出效应、能源市场效应、复合效应等五种作用机制。将直接反弹和间接反弹都考虑在内，即为宏观经济层面反弹。宏观经济层面反弹反映了整个经济系统对局部能效改进作出的所有调整，关系到最终的节能效果，因此近些年来尤其受关注[12，21] 中国作为一个高耗能的发展中大国和面临巨大减排压力的发展中国家，高度重视通过提高能效来缓解能源-资源-环境等发展约束。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部分学者提出发展中国家的反弹效应可能更大。Van den Bergh[12]提出了多个发展中国家更应该关注反弹的原因，其中一个是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成本要远大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因此能效改进将带来可观的再支出效应，从而导致能源需求增加。另外一个是发展中国家居民的能源需求远未饱和，能源服务价格下降将刺激居民通过提高能耗追求更舒适的生活。Sorrell[10]也是基于发展中国家能源需求远未饱和的原因，提出发展中国家反弹可能更大。Energy Policy[9]关于反弹效应的一期特刊也得出了低收入国家反弹效应可能更大的观点。在以上背景下，探讨中国能效政策的反弹效应就非常具有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