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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公共政策决策微调 　　摘 要：公共政策的制定是政策过程的中心环节和必要阶段，是政策科学研究的永恒主题。然而“锁定”或“固化”的公共政策决策常常掉入经验决策的陷阱；关门决策模式面临重大冲击；回应性决策的效率与有效性不断受到挑战。当前，大数据为修复此类问题提供了契机，“循数决策”的理念、多元共治、前瞻决策显现为未来趋势。但大数据时代的公共政策决策仍未超出传统决策的范畴，因此，公共政策决策必须把握机遇，快速微调，做到与时俱进 关键词：公共政策决策；大数据；微调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一、公共政策决策的历史局限 中国现行公共政策决策范式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委一元化决策体制基础上，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六十多年的变革逐渐形成的。总体来说，我国公共政策决策可以分为中央、省、县、乡等不同的决策层次，中央层级的公共政策制定已初步具备“上下结合、协商沟通、多方参与、科学论证、集体决定”五个特点。而有些学者认为，动员政策决策资源能力最强的、那些处于中国政府科层结构中相对中间级别的司局级决策者，仍然带有较强的局限性、地方性和复杂性。具体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1.经验决策 传统观点认为，“不科学”的政策制定通常被形象地称为“拍脑袋”决策，实指在政策制定与形成过程中无视现实情况而只是由拥有决策权的人简单地以自己有限的理解、假想和推测来取代全面的调查、论证和科学的判断。依赖感官、知识的确定性只能由个案的直接经验取得，这是领导者经常有的决策思维倾向，也是最传统、最常见的决策类型。“一言堂”“个人说了算”仍是不少决策中的习惯定式；“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是传统决策方式的形象化表述；“四拍干部”是传统决策者的生动描述。领导者凭借个人阅历、知识、经验、智慧和才能来做出决策，决策正确与否主要取决于领导者个人阅历是否深厚，知识是否渊博，经验是否丰富，才能是否出众，胆略是否过人。但在许多情况下，有些政策没有经过理论探讨，没有经过专家的详细论证，没有经过多次代表大会的充分、认真讨论；还有部分政策的制定实践缺乏系统性，没有进行实证评估，缺乏经过检验的知识的指导，照搬解决问题的策略、决策制定的依据不明确，缺乏必要的知识基础；依据权威或自己的判断为基本制订实践假设。还有部分政策制定者在决策过程中或修正和调整政策时，缺乏缜密、细致的研判和科学、合理的分析，不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和系统的咨询论证，在缺乏准确全面信息、没有征求各方面意见的情况下，决策者凭借个人或少数人的直观经验进行分析判断，其政策是在事先缺乏周密分析和进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得出的 2.关门决策 公共政策决策的外输入主体很难实质参与，表现为关门决策、决策动员和内参决策模式的盛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公共政策决策主体经历了从少到多、从一元到多元的过程，我们把这一过程主要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领导者个人决策。由“政府配餐”主导，“长官决定”“ 一把手”独揽决策，“一把手”说了算，决策权经常会异化为长官意志，恣意妄为、独断专行，这在大众缺少政治参与意识时很有市场。第二阶段，领导集团决策。公共政策制定被认为是通过专业知识和科学技术生产产品的过程，是少数者的专利，是在“用意良好”的专家拥有决策话语权的环境中开展的。然而在实践中，许多成员把自己看成不过是“说说话，举举手，画画圈”完成例行公事的人，决策者也习惯于把智囊人员当做自己的秘书班子。如要出台一项政策，由内部人员制订一个方案，决策者再召集学者座谈，听取意见，为自己的某些想法找根据，做注释，“自己搭台，自己唱戏”，简单搞少数服从多数，由长官意志形成多数，以多压少，以论证之名强行通过公共政策。第三阶段，政策制定者和政策受众的结合。政府决策层虽然在决策过程中仍居于主导地位，拥有对各种决策方案的最终决策权，但是政府决策层在整个决策系统中的地位已经由唯一变成部分。而这种表面的繁荣，却难以掩盖其实效的不尽如人意。真正参与座谈会和听证会的公众范围有限，弱势群体话语权缺失，即使真正获得话语权的公众对公共政策决策所产生的实质性影响也往往微不足道，因为纯粹的意见表达而缺乏明确的意见反馈机制使得民意只是行政主体获得行政决策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符号，因此，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决策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3.回应性决策 传统的公共政策之灵魂在于解决那些已经对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造成阻碍甚至造成威胁的带有普遍性的公共社会问题。也就是说，政府的绝大部分公共政策都是针对现实公共问题的某种反应，并且这些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其潜在的逻辑取向是一种回溯性而非前瞻性的思考路径，这也就暗含着公共政策决策的被动回应性大于主动前瞻性。回应性的政府是被动地等待回应社会要求和解决问题，只有当出现问题和发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