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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戏曲中母性形象的男权意志 焦 振 文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摘 要：在中国传统戏曲中存在大量反映母亲形象的剧目，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女性除去具有自然母性的特点外，更具有附着在其身上的另一幅色彩，即她们多站在男权话语立场上进行言说，自觉的维系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规范，恪守着传统的妇德礼教伦理纲常。文章对这一现象及其成因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传统戏曲；母性形象；男权意志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2065(2011)05-0001-03 传统戏曲艺术是中国文化艺术中的瑰宝，是中国人民尤其是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中国的传统戏曲剧种众多，流派纷呈，剧目更似群星闪耀，不计其数。在众多剧目当中颇有一些反映母亲形象的，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母亲形象在相当程度上消弭了她们作为母亲的一些自然天性，而更多的则是站在男权话语为中心的立场上去发言，这里所谓的男性中心话语是指男性往往代表着人类、代表着人类的文化、智慧，男性规范成了一切人的规范。在这种社会语境中，正如西蒙娜·德·波伏瓦所说：“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the essential)相对立的次要者(the inessential)。他是主体(the Subject)，是绝对（the Absolute），而她则是他者(the Other)[1]页码。”因而“主席”(chairman)是男人的席位，“历史”(history)是男人代表的历史，男性视角、男性观点、男性声音成为普遍性，而女性视角、女性观点、女性声音被拒斥，被抹去，被忽略，被视为特殊性。于是在传统戏曲中(当然也包含其他文学类型)“女性自主意识被压抑，被忽略，女性的基本生存权利和愿望被男权主义抹煞和剥夺，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意识被男权文化赋予了种种意义和价值，女性的自我之声被压制了，造成了男权文化构造中女性自我的空洞化”[2]16。因此，这些母亲们行使着父亲的使命，呈现出男权的诸多意志，她们十分自觉地常恪守着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纲并视之为天经地义。这也正是以父权为核心话语中心的社会对于文艺作品的要求，作家自身也是难以超越其所生存的时代历史观念的，其创作的文学艺术自然也会受到出艺术自身意外因素影响与制约，诚如英国的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作品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与艺术毫不相干的环境条件的影响[3]。”很显然，伍尔夫充分意识到了社会环境对于艺术创作的干预作用。 如果我们在进一步考察，则会发现这些消弭了自然母性的母亲绝大多数是以寡妇的形象出场的，比如《西厢记》中的崔夫人，《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三娘教子》中的王春娥皆是如此。因为正是他们失去了丈夫，缺失了男性话语，所以才需要她们代替男性来立言的，才需要由她们来实现现实社会中男权话语对女性的期望与控制，从而“直接服务于男性中心文化的‘性权术’”[4]。但如果在戏中有夫主存在，她们则会还原自然母性，从而对于封建伦理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排斥。比如《王宝钏》中的王夫人则是一位非常慈祥的母亲，较之王丞相来讲，在她身上消除了等级贵贱的门第观念，赞同自己的宰相之女和真心相爱的花郎乞丐结合，很不满意自己丈夫的嫌贫爱富，但却又无力反抗。再比如京剧《柳荫记》中的祝高氏，她相对于祝员外而言更多体现的是对女儿英台的真切关爱，也坚决支持女儿于归日去祭奠梁山伯，她对女儿的爱是建立在自然母性基础上的，只是无力与祝员外抗争而已。从这个角度来看，在男权话语为中心的社会，寡妇较之普通女性承受着似乎更多的东西。那么在传统戏曲中的母亲形象都具体体现了哪些男权意志呢？笔者拟从以下几的角度来讨论。 一、忠义道德母亲的典范 忠义是儒教用以维护和捍卫其教义“礼”的一种策略，是我国古代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 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一种约束力，是指臣子对君王绝对的遵从、恭敬和臣服。这种忠义思想在杨家将戏中的佘老太君身上有着鲜明的体现。佘太君是贯穿杨家将故事始末的艺术形象，几乎每个剧种都有杨家将的戏，也就意味着她在各个戏曲剧种中都会出现。在她身上往往隐退了母亲的自然本性，从而神圣化成了忠义道德母亲的典范。在她身上更多的体现的是上报君王，下安黎庶的精忠大义。我们以河北梆子《南北和》(又名《八郎探母》)与秦腔《三关排宴》为例来论述。在《南北和》中，集中体现佘太君这种自然母性消弭的 “见母”一折戏，杨八郎费尽周折终于来到宋营，眼看就要和朝思暮想分别十五载的老娘亲见面了，我们想到的本该是骨肉团聚一翻抱头痛哭，杨八郎也是非常兴奋，唱到“我是那失群的孤雁把家还”，哪知自己的老母佘太君听说八郎回营却是冲冲大怒，命令：“武士们，霎时八郎进账，你们与我弓上弦，刀出鞘，你们与我辕门伺候了。”这哪里是要见自己的骨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