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烟问题.pptVIP

第六章 烟毒问题 第一节 烟毒问题之由来 弛禁的主张 1836年太常寺卿许乃济上奏，请准许鸦片买卖：1.法愈峻而胥役之贿赂愈丰。2.将鸦片照药材进口纳税。3.只准以货易货，不准用银钱买卖。4.官员、士子、兵丁不许吸食。其他人听任吸食。“究之吸食鸦片者率皆游惰无志、不足重轻之辈，亦有年逾耆艾，而食此者，不尽促人寿命。海内生齿日众，断无减耗户口之虞。”5.听民自便种植鸦片，以抵制进口鸦片。 此折得到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粤海关监督文祥的支持。 林则徐（1785-1850，福建侯官人）：“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1838年(道光十八年)12月任命为钦差大臣、以兵部尚书衔节制广东水师。 1839年3月到达广州。与两广总督邓廷桢、水师提督关天培共同禁烟。方策：“将已来之鸦片速缴到官，未来之烟土具结永断。”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表面上严厉的禁烟法令继续存在，而实际上鸦片走私交易却堂而皇之地进行。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鸦片贸易合法化，清政府陆续对以往的禁烟法令进行了修订，实际上全部解除了鸦片烟毒的禁令，开始了近代史上的“弛禁”时期。 第二节 清末禁种与反禁种的历史考察 毒品是万恶之源。从某种意义上讲，毒品的阴影伴随着中国近代史的始终。清末烟苗禁种与反禁种的历史是晚清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长期以来人们将烟农的反抗活动说成是“清末人民群众斗争概况”，在一些有关清末民变的论文中对烟农的反抗活动的基本定位是正面的。因此还原清末烟苗禁种与反禁种的历史场景，对此加以说明和评估是必要的。 一、晚清烟土问题的严重性 晚清后期，烟土盛行，毒祸蔓延。我们仅从各主要产土省份烟土的种植、出产与销售的大致情况即可看出问题的严重性。 四川、云南、贵州的土烟产量最高。光绪年间“川东无处不种罂粟，自楚入蜀，沿江市集卖鸦片者，十室中不啻六七”。光绪末年四川“有四十余州县，除边厅者，向资罂粟为生计”。岁产土药不下20万担。 贵州从光绪年间开始，从自种自销鸦片发展到外运外销。光绪之后贵州本省所产烟土，因品质优良、价格便宜不仅充斥本地，而且也打进了两广和湖南的市场。 1882年有人估计说：“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共出烟土265000担，三处土人所食仅需65000担，余皆分运近省。” 据1897年赫德的估计，四川鸦片产量为120000担，云南80000担，贵州40000担。 据估计，1906年四川生产的烟土已增至238000担，云南为78000担，贵州约为48000担。三省合计364000担，约为全国鸦片产量的三分之二。 陕西、甘肃、山西三省的土烟产量仅次于四川、云南、贵州。 19世纪60年代陕西烟土的主产地是渭南、泾阳、风翔，宜川、延川汉中等县。陕西1906年种植罂粟面积估计为53万亩， 年产鸦片不下3万担。 清末，甘肃年产鸦片5000担。 清末，山西鸦片年产至少为11620担，多时达30000担。 浙江省生产土烟较早，台州、温州均以盛产土烟而闻名。据1897年估计，浙江生产土药1．4万担。1900年前后种植面积每年高达47万余亩，年产土药15000担。 1906年的一项官方调查说，闽省年产土药15007担，每年消费的洋药为6804担。 江西种植罂粟不多，年产仅数百担。 二、清政府的禁烟措施 1906年9月光绪帝发出禁烟上谕。指出：“著定限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 1907年冬为了强化管理，在新定的《新刑律》中明确列有鸦片烟罪。1908年3月英国政府承诺在三年内分年递减对华的鸦片输入。同年6月，民政部与度支部联合订立《稽核禁烟章程》，规定各省开办土市公行，要求“种户须凭行卖土”，大大压缩了烟农卖土的空间。 宣统帝于1909年初新颁《禁烟条例》，规定凡栽种罂粟，制贩大烟，设烟馆制烟具等均处有期徒刑。 1910年秋，清政府发布谕旨，将河南、山西、福建、广西、云南和新疆等省督抚均交部严加议处。理由是该督抚等均报一律肃清，实际上并未禁绝。 河南在1908年有70余县实行了禁种，但仍有大片罂粟种植区。禁种遇到很大阻力，“各属绅民……请求展期者不绝于道，陕州各处尤多。 1910年5月5日陕州、汝州农民反对铲除烟苗。该省盗匪丛集，社会动荡，难于令行禁止固然是重要原因之一，但禁烟未见大气色的关键是地方官玩忽职守，办事拖沓，权威不足。 1904年山西全省土药税收23万两白银，鸦片流毒极为严重。 1907年实施禁令后官员态度不一。英国公使朱尔典认为，山西大部分官吏对禁烟比较消极。山西禁种也不顺利，1908年尚有罂粟350000余亩。1909年进行了较为认真的查拔，基本实行禁种。1910年，山西禁烟取得了明显成效。 陕西巡抚态度对禁烟态度消极，并无实际禁烟措施。在清廷的再三催促下，自1908年才开始认真办理，全省罂粟播种面积减至35万亩， 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