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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东西互动，资源只是潜在价值” 专访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原副主任曹玉书 “一些原生态的东西失去了，这是必然代价” 　　　《财经》：西部大开发已经进行了10年，您如何评价前一阶段的得失？ 　　　曹玉书：经过十年打拼，西部开发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刚推行西部大开发时我们最重要的任务说是四项，其中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现在，基础设施建设有了相当的改善，公路、铁路、机场、城市管道系统等都有了历史性突破，这些基础设施可以让西部地区去发展一些产业了。发展一般的加工业在西部大开发之初我们是不鼓励的，因为那时没条件，盲目上项目最后反而会背上更重的包袱。国家没那么多钱帮你上项目，企业看你路不行，市场还没开拓好，也不愿意投资。 　　另外，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已经走上轨道，这十年西部地区新增荒山荒地，退耕还林面积达到4亿亩，相当于全国原有林地面积的8%，使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得到遏制。过去上延安，看到的是黄土高坡，现在满山都是绿的。 　　最怕就是生态保护半途而废。像延安，现在都绿了，一旦出现反复，将来再恢复更难。老百姓现在每亩地补钱补粮，他们很愿意，如果政策改变了，老百姓失去信心，可能又砍林复耕，十年的休养生息会毁于一旦。所以政策一定要坚持下去。 　　《财经》：经过10年发展，您如何评价目前东西部之间的经济距离？ 　　　曹玉书：现在东西部地区相对差距缩小，绝对差距拉大。西部增长率更快一点，但西部地区和东部比至少落后10年，比如关中-天水经济区，从现在起再奋斗10年人均GDP才能赶上现在的浙江，而且年增长要达到11%才行。用什么指标看东西部的差距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觉得GDP还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但不是唯一的指标。不能唯GDP论，也不能无GDP论。 　　《财经》：西部地区的发展除了依靠政策支持，更重要的还是自我发展。对于现在西部地区的造血能力，您如何评价？ 　　　曹玉书：整个西部地区的造血能力还在培植阶段，而且不平衡。像西藏，包括青海等地方，还得国家输血。但重庆、成都、西安，这些地方跟内地城市差不多了，有相当的竞争力。 　　　“未来国家扶植的重点有所变化” 　　《财经》：目前国家正在制定西部开发下一个十年的规划，新规划的重点是什么？会有什么新政策出台？ 　　曹玉书：国家扶植的重点有所变化，这也是西部大开发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标志。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现在有条件发展有特色、有优势的产业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东风就是政策要支持、扶植、引导有特色、有优势产业的发展。 　　准确的表述应该是，下一个十年，在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同时，要注重发展有特色、有优势的产业。 　　《财经》：据透露，新规划主要目标将由“打基础”转向“民生”，实现“富民”。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曹玉书：民生永远是很重要的。这里有一个基础设施、特色产业和民生之间的关系问题。没有基础设施和特色产业的发展，民生工程就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撑，基础建设和特色产业发展到一定层次，就可以加快发展民生工程，使人们受惠于经济的发展，这是正常的关系。 　　我赞成国家在投入安排上要高度重视民生，而有特色、有优势产业更多要依靠市场投资。可以说，未来有特色、有优势产业发展如何是西部开发成败的关键，也是改善民生的根基。 　　《财经》：在新十年的规划里，国家向西部地区财政转移的力度能不能持续？ 　　曹玉书：温总理说了三个“不”：国家决心不动摇，政策不改变，力度不减少。不过，从实际上看，前两年是减少的，看统计数据就能知道。去年有4万亿扩大内需投资，数字上可能又有所增加，但未来没有4万亿投资的时候怎么样，很难说。 　　　《财经》：现在各种规划批得越来越多，而国家财力有限，是不是因此导致给西部地区的资金减少？ 　　曹玉书：规划和国家财政的支撑力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规划只是给一个地区的发展勾勒一个蓝图，并不意味着国家就直接给你钱。但确定了这些规划，你以后向国家申请项目的资金的时候就有依据了，另外对招商引资也有指引。 　　《财经》：从2004年开始《西部开发促进法》就开始起草，也列入了十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但却迟迟没有出台。目前这个法案的制定进展如何，这样一部法律对西部大开发有什么意义？ 　　曹玉书：从国际经验来看，应该有一个法律保障。但和国外不一样的是，中国虽然是一个法治社会，但往往还是依靠政策指引。当然有一个法律会更规范化，更有可遵循，现在各方面条件还不具备，意见还不统一。 　　“不能手捧金饭碗要饭吃” 　　　　《财经》：有人说西部大开发这几个字本身就值得商榷，成了大开采，大发掘，您怎么看？ 　　　　曹玉书：所谓大开采、大发掘，主要指的是对西部地区矿产资源的开采，对地下资源的发掘。对这个问题我这样认为，西部地区要发展就要发挥它的资源优势，包括矿产资源优势。矿产资源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