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历史变迁与制度创新研究论文.docVIP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历史变迁与制度创新研究论文 .freele）原理，经济富裕的大户和乡绅等社会精英实际上必须承担起“智猪博弈”中大猪角色，否则，无法避免公共物品供给上的组织困境。显然，在这里乡村治理主体、公共物品供给主体以及受益主体（乡村社会利益共同体）基本上实现了内在的统一，从而减少了公共物品供给的外溢效应。因而，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传统农业社会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与以乡绅为主导的治理模式以及自然经济社会形态是相适应的，其乡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说是有效的。但是，这种传统农业社会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仅能局限于乡村社会较小的范围内，并且对大型公共物品或公共设施提供往往力不从心，如涉及到大型的水利设施的建设，就会因财力不足和组织成本高昂而陷入困境。因而，历史上曾多次出现的大江大河治理不善而造成的生态和社会灾难就是最好的证明。 2.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 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上台执政以来，对乡村社会的治理和各种资源的整合是史无前例的，它有力地推动了乡村社会的制度变迁，同时也使不少还处于近似奴隶社会甚至原始社会的区域社会实现了迅速转型（叶文辉，2005）。在当时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目标追求下，新中国在原有农村合作化运动基础上，迅速完成了人民公社化改造，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以“人民公社”为组织载体的国家主导型集权治理模式。这一治理模式的特征有：（1）乡村社会的治理主体——人民公社，既是一个组织管理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农村基层政权，又是一个组织管理经济生活的集体经济组织，实现了国家行政权力体制和乡村社会经济组织体制合二为一，即“政社合一”。（2）人民公社推行“三级管理制度 ”。（3）人民公社是乡村社会唯一的合法性治理主体。它继承了乡村社会内部社会舆论和社会压力所形成的非正式控制手段，又获得了国家所认可的对乡村政治、经济进行合法操纵的正式控制手段，从而为乡村公共物品的制度外供给 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和组织保证。 在人民公社时期，乡村公共物品供给主要来自人民公社自身的制度外供给，它与当时的乡村治理模式是紧密结合、内在统一的。（1）从乡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组织主体与受益主体来看，二者实现了有效统一。由于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对单个农户和成员私有财产的剥夺，造成农户个体没有经济上的独立权，从而也丧失了与人民公社平等谈判的地位，农户或公社成员只是公共物品供给的被动接受者。因而，作为乡村公共物品独立需求主体或者直接受益主体仍然是人民公社或者生产大队，而供给主体也主要是人民公社，从而较好地解决公共物品供给与需求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使“自上而下”的公共物品供给决策体制较为有效。客观看待人民公社时期的制度外公共物品供给，我们将会发现这一供给制度在当时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下，是一种较为成功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它化解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组织困境，提高了乡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缓解了城乡居民在公共物品受益上的差距。 （2）从乡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筹资方式上看，人民公社充分利用了治理的组织权威，在分配制度框架中预先对公共物品供给所需物质和经费予以扣除，从而保证了乡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经济来源。从下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人民公社时期公共物品供给经费的主要来源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包括公社及生产大队），而与经费筹集密切相关的是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人民公社时期的分配制度是实行工分制，公社成员的名义劳动报酬是以工分来计量的，而实际劳动报酬主要以粮食等物质产品的分配来实现。从乡村公共物品制度外供给成本分摊来看，主要采用两种方式：一是物质成本由公积金和公益金的形式从人民公社的劳动成果中预先扣除；二是组织成本和人力成本主要利用人民公社组织的治理权威和增加总工分数，从而稀释工分值的方式予以弥补。由于在人民公社高度集权治理模式下，具有充分调动社会劳动力资源的能力，可以充分利用劳动替代资本的方式增加公共物品供给。因而，学者雷原（1999）认为，人民公社时期制度外公共物品供给的最显著特征是大量使用劳动力，劳动对资本的替代达到了无与伦比的程度。 表1 人民公社时期公共物品供给与筹资渠道 公共物品供给内容 筹资主要渠道 1、社队农田水利工程 2、重大水利工程 3、农村中小学教育 4、公社卫生院 5、农村“合作医疗” 6、大队卫生所 7、公社范围的农技站和兽医站 8、公社广播和文化事业 公社筹资为主，国家财政补助为辅 国家财政投资为主，社队承担工程劳务出工 国家预算支出为主，社区集体支出为辅，个人承担少部分 实行“社办公助”，依靠公社集体经济力量 基本医疗费用主要由社区集体承担；财政补助培训医务人员的经费 完全依靠集体经济投资维持 国家财政预算内经费及公社自有资金 公社自有资金为主，国家预算内支出适当补助 资料徐小青编著：《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年版，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