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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文学与社会 第一节 文学与社会的关系 一、文学与政治 文学活动首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从文学的发生发展看，文学原先是隶属于一般的社会政治、道德等文化活动的。文学活动本身没有独立性，而是与政治、宗教祭祀、道德教化等社会文化活动融为一体。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非常密切，其表现除了文艺政策的制定、文学知识的传授、文学审查与奖惩制度的实施与政治有关而外，主要是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渗透与控制。应当说，自中西方步入阶级社会，意识形态的生产与控制便一直都在进行。在古代社会，政治、道德对文学的规约可以说是意识形态影响文学的表现。在民族革命和社会政治斗争紧张剧烈的时期，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和政党意识形态对文学发展影响深远，有时文学甚至被要求作为政治宣传和政治斗争的工具，因此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但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文学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等“公共政治”的影响与制约，另一方面，作家不一定顺从现行政治的体制性安排，还会有自己的“个人政治”诉求，这些个人政治诉求同样会通过文学创作影响既有的政治。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 ）认为，作家作为社会的人，必然进入到现实的意识形态符号秩序中去，文学不仅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与制约，它自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生产，可以反过来作用于既有的意识形态。 二、文学与道德 文学与道德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学作为一种精神存在方式，体现了作者对人的生存状态深刻的道德关注甚至终极关怀。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过，“艺术家的目的不在于无可争辩地解决问题，而在于迫使人们在用无穷尽的、无限多样的表现形式中热爱生活。”[156]文学包含了追求完满的生活境界、创造永恒的许诺。从作家方面看，文学创作的触发常常包含着道德动机的因素，具有某种道德诉求或道德承诺。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A.H.Maslow , 1908-1970)认为，健康的人对人生中美好事物的发现会产生高峰体验，“这些美好的瞬间体验来自爱情，和异性结合，来自审美感受(特别是对音乐)，来自创造冲动和创造激情(伟大的灵感)，来自意义重大的顿悟和发现”[157]。在马斯洛看来，高峰体验形成于人们臻于完善、实现希望、达到满足的时刻。文学体验所包含的对人类命运的关爱，对善与美的祈求无疑是蕴含着道德诉求的。文学的道德关注还体现在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的针砭与批判。正因为如此，文学的道德意义向来为人们所看重。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孔子，就非常重视诗歌和音乐在塑造心灵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他把文艺当作修身成仁的重要手段。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唐代韩愈也把文学看作道德的表现手段。韩愈的学生李汉在此基础上把文学作为贯道之器。他说，“文者，贯道之器也。”(李汉《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讳韩愈文集序》)宋儒更是把文学的道德属性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周敦颐提出“文所以载道也，…文辞，艺也；道德，实也。”(周敦颐：《通书·文辞》)这里的“道”便是关乎道德心性的义理之学。明代的方孝孺也说，“文所以明道，文不足以明道，犹不文也。”(方孝孺：《送牟元亮赵士贤归省序》) 到了近代之后，文学道德论取得了新的形态，即将变革社会、革新道德与文学相联系。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里写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必新小说，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西方近代以前和中国古代一样重视从道德的角度看待文学。柏拉图是西方最早以道德教育的效果作为文艺的评价标准的人，他要求文学要有道德教育意义。柏拉图之所以要把诗人逐出他的理想国，是因为他认为专事模仿的“诗人的创作是真实性很低的；因为象画家一样，他的创作是和心灵的低贱部分打交道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拒绝让诗人进入治理良好的城邦。因为他的作品在于激励、培育和加强心灵的低贱部分，毁坏理性部分。”[158]其后，古罗马的贺拉斯在《诗艺》中提出后来影响深远的“寓教于乐”的观点。文艺复兴时期的锡德尼则认为诗人是历史家和道德家之间的仲裁者，因为诗歌可以正确地评价善恶，“引导我们，吸引我们，去到达一种我们这种带有惰性的、为其泥质的居宅染污了的灵魂所能够达到的尽可能高的完美”[159]。浪漫主义诗人雪莱也说，“诗是最快乐最良善的心灵中最快乐最良善的瞬间之记录。”“诗增强人类德性的机能，正如锻炼能增强我们的肢体。”[160] 但是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也有两面性。这是因为，道德是相对的、历史的存在，伟大的作家既在作品中倾注着自己的道德理想与道德诉求，又会对道德自身的有限性进行超越性的反思。优秀的作品常常超越道德判断的层次，把人物纳入多维价值系统进行立体的观照，从而作出了更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