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传统文献-学术史——论楚辞研究与楚文化研究的关系与出.docVIP

　　出土文献?传统文献?学术史——论楚辞研究与楚文化研究的关系与出 【内容提要】 屈原特殊的身份、个性、遭遇、追求，决定了“楚辞”的政治学意义与丰富、生动的古史信息。两千年楚辞研究史昭示我们，以考古新发现、以出土文献研究楚辞，是“楚辞学”学科建设与深化的必然途径，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作了探讨与尝试。楚文化的研究正处在动态发展之中，逐步明晰了出土文物与传统文献的关系，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关系。在楚文化与楚辞两个密切相关、又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应该强调楚文化与楚辞的双向互证。 一 中国考古学的史学特征：楚辞是上古史研究的重要文献 20世纪20年代李济主持的考古发掘，为中国现代考古学迈出了第一步；王国维的“古史新证”，则奠定理论基础。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周刊》发表《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指出四大发现：第一，1898—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古代，特别是商代的看法，使“东周以上无史”观不攻自破；第二，西域木简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汉晋历史的根本认识；第三，敦煌文书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经书和唐史的许多认识；第四，清代内阁大库三千多麻袋档案被罗振玉抢救，使人们对明清史研究的许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同时，王国维又以四大发现为例证，在《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中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勾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①。 我们还可以通过商代先公先王的考证，尤其是王亥、王恒、上甲微的考证——这一典型的常常为后人称道的“案例”作些分析。 第一，在王国维之前，清代学者（主要是楚辞学者）已经作过理论研究，提出了比较准确的结论。《楚辞?天问》“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四句之释，是一个历史疑案。清代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管城硕记》指出，“该”，为冥子垓，是即该也②。刘梦鹏据《左传》、《竹书》、《山经》指出“该”即殷先公之“王亥”，“有扈”为“有易”之讹，“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即王亥败于有易，有易“困辱之，使为牧竖”③。第二，一百多年后，王国维据甲骨卜辞进一步证成其说，断定卜辞中的王亥，亦即《山海经》之王亥、《竹书纪年》之殷侯子亥。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云： 季亦殷之先公，即冥是也。楚辞《天问》曰：“该秉季德，厥父是臧”，又曰：“恒秉季德”，则该与恒皆季之子，该即王亥，恒即王恒，皆见于卜辞。则卜辞之季，亦当是王亥之父冥也④。 余读《山海经》、《竹书纪年》，乃知王亥为殷之先公，并与《世本?作篇》之胲，《帝系篇》之核，《楚辞?天问》之该，《吕氏春秋》之王冰，《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之振，《汉书?古今人表》之垓，实系一人⑤。王国维又说： 恒之一人，并为诸书所未载。卜辞之王恒与王亥，同以王称，其时代自当相接，而《天问》之该与恒，适与之相当。前后所陈，又皆商家故事，则中间十二韵自当述王亥王恒上甲微三世之事，然则王亥与上甲微之间，又当有王恒一世。以《世本》、《史记》所未载，《山经》、《竹书》所不详，而今于卜辞得之；《天问》之辞，千古不能通其解者，而今由卜辞通之，此治史学与文学所当同声称快也⑥。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指出，“商代的王位是‘兄终弟及，这是在历史上有明文的”⑦。卜辞和楚辞所记殷先公，有亥、恒兄弟相继为王的事实，正是这一制度的反映。而《殷本纪》省去了恒，由亥的儿子上甲微直接继承王位，这正是周代父子嫡长继承制的反映。 第三，王国维的结论还不完备，楚辞学者张崇琛复据《楚辞?天问》圆通其说，恢复历史原貌。张崇琛《〈天问〉中所见之殷先王事迹》指出，《世本》、《史记》既漏载恒一世，则不得不以微为亥子；王国维将恒补入，却又不知微即恒子。于是，张氏依据《天问》并结合甲骨卜辞及先秦有关典籍，将历来鲜为人知的殷代先王恒的事迹作了较为系统的勾勒，并考定上甲微为恒之子，而非传统所说的亥之子，可补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之不足⑧。 第四，关于殷代先公亥、恒、上甲微的系列考证，最有力的资料是卜辞与楚辞。所以，王国维进而推论，“由此观之，则《史记》所述商一代世系，以卜辞证之，虽不免小有舛驳，而大致不误，可知《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而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又虽谬悠缘饰之书如《山海经》、《楚辞?天问》，成于后世之书如《晏子春秋》、《墨子》、《吕氏春秋》，晚出之书如《竹书纪年》，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确实性，然则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⑨。这一典型“案例”说明，中国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