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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学术论文“文化转向”视阈下翻译效应学研究 　　摘要:“文化转向”拓宽了翻译研究的新视野。拟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渊源进行简单的追溯;分析国内学者对这一“转向”的不同观点;进一步说明了“文化转向”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认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只是研究视角的转向,它和翻译的本体共同构成了翻译研究的本体。 　　关键词: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翻译的本体;翻译研究的本体 　　 　　引言 　　自有翻译社会文化实践这一“很可能是宇宙演化过程中迄今为止发生的最复杂的事件”以来(“…very probably the most complex type of even yet produced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cosmos”)(I A.Richards语),中西方的翻译实践者们也在不断总结和探讨着翻译过程中的感受和经验,探讨如何达到完美的翻译犹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高高悬于翻译研究者的头顶。可以说,中西翻译实践研究基本上经过了早期神话传说、宗教作品的翻译,世俗文学作品的翻译和近代以来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和军事等全方位的翻译实践。翻译理论研究也随着社会文化思潮的演进发生着不同范式的嬗变,从早期重感悟和直觉的“语文学范式”到重语言内部结构分析和比较的“结构主义范式”,再到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主义范式”的翻译研究。一石激起千层浪,继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潮之后,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等关注于文本之外社会文化因素的翻译研究如雨后春笋,可以说是千姿百态、群芳争艳,开拓了翻译理论研究的新视野。 　　一、“文化转向”理论的源起 　　“文化转向”的始作俑者可以说是德里达等一批解构主义者,那种一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哲学思潮给人文社会学科可以说带来了颠覆性的研究视角。德里达的主张就是要“解构”和“突破”原有固定封闭的系统,将系统中的各因素重新组合,使他们产生组合后新的意义,解构主义理论也就进入了翻译理论研究者的视野。囿于结构主义译学研究长期关注源语文本原文作者封闭和静态的研究范式,解构主义译学研究打破基于索绪尔、乔姆斯基等语言学理论基础之上奈达等的语言学翻译理论研究的藩篱,翻译理论研究者积极吸收哲学、文化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翻译研究初具跨学科研究的性质。 　　1972年,霍姆斯提出的翻译研究的基本框架(Holmes 1972/1988:71-78),将翻译研究分为“纯翻译研究”(理论翻译研究和描述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初步探讨了翻译研究的视域。埃文-佐哈儿(Even-Zohar)为代表的多元系统强调目标文本在目的语文化和文学系统中的多元互动关系。其后图里(Toury)、赫曼斯(Hermans)的描写翻译理论进一步发展了多元系统理论。1990年,巴斯纳特和勒弗维尔(BassnettLefevere)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正式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在随后的二十年中,人们越来越关注于翻译的外部因素对翻译实践和翻译作品的影响。可以说《翻译、历史与文化》是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的“宣言书”。一时间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文字的对比,不再局限于原文文本和译文文本封闭性的对比,而是关注与译文和原文产生差异的社会文化因素。文本的选择、读者的选定、赞助人、意识形态、宗教等外部视角研究翻译成为翻译研究新的亮点。这种突破语言和文本局限,围绕“翻译发生的过程和对其发生原因和结果”的研究也给中国译学研究带来了全新的视角。 　　二、“文化转向”理论在国内的“延异”与“撒播”:毁誉参半 　　肇始于西方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理论在国内也在不断的译介、“撒播”和“延异”。国内一批学者对其进行了积极的引介和理性的反思。按国内学者对这一“转向”的不同态度,可以将他们分为三种不同的观点。笔者查阅并阅读了近年来与“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主题相关书籍的章节和CNKI上与此有关的文章。以下的观点只是选取国内翻译研究方面相对权威的学者的代表性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支持这一“转向”的。香港学者张南峰是最早批评“忠实”这一翻译标准的中国译学学者之一。他认为,将翻译研究的标准囿于忠实与否是“非常守旧的,其结果是‘自绝于’大量优秀的、具有研究价值的翻译作品”(张南峰,1995)。接着,国内一些学者如廖七一、谢天振等从不同的文学、文化视角对翻译当中的文化因素进行了研究。尤其是近年来学者王友贵的“意识形态视角与中国20世纪翻译文学的关系”方面的研究,由此产生的对鲁迅等一批早期译者的研究开启了翻译文化视角的新视野。笔者发现,2009年国内就从文化视角研究翻译的专著更是说明了翻译“文化转向”的后发效应。2009年1月外研社出版的姜秋霞的《文学翻译研究与社会文化的互动作用关系研究》和9月份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宁的《翻译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