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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时代潮流 推动慈善发展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我翻阅置于案头的《中华慈善年鉴》,回首中国慈善组织所走过的历程,其创业之坎坷、守业之艰难、改革之阵痛,让人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慈善,乃“慈心”与“善举”之合意,慈爱之心激活良知与悯情,仁善之举成就扶危与济困。慈善,也是一个社会福利资源再分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慈善组织通过募捐款物或组织志愿服务活动,将社会上的人力、物力、财力聚集起来,重新组合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用于安老助孤、扶贫济困、赈灾安危。能否动员最广泛的社会力量、聚集最丰富的社会资源去帮助最需要帮助的群体,即能否最高效率地发挥慈善的社会作用,关键在于慈善组织体系的发展。 　　慈善组织的孕育和培植,是与社会历史传统、文化背景、时代潮流紧密相联的。纵观世界各国慈善组织体系发展历程,无不带有浓厚的地域特征和时代色彩。现代意义上的慈善基金会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那个时期美国经济迅速增长,一批超级富豪积累了巨额财富,为创办大型慈善基金会奠定了物质基础;暴富之后的富豪们受到美国文化宗教中鼓励捐赠、谴责贪婪的理念影响,产生了创办慈善基金会的内在动力;而当时的政治形势,尤其是国际工人运动的高涨,则成为促使富豪们创办慈善基金会的外部压力。在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美国的现代慈善基金会诞生了。 　　与美国截然不同的是,我国历史上长期实行的是封建集权统治的政治体制,慈善被融入统治阶级缓和阶级矛盾、维护政治稳定的过程中,官办色彩极为厚重。即使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慈善也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认为是带有贬义的词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改革开放精神和社会政治经济的推动下,发展中国现代慈善事业成为历史的必然要求。1994年,在崔乃夫、阎明复等一批志士仁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华慈善总会成立了,这是新中国第一个旗帜鲜明地以“慈善”二字命名的全国性慈善机构。它的出现,为探索中国现代慈善事业的未来点亮了一盏明灯。 　　暮然回首,中国的慈善会组织已经走过十几个春秋。十几年来,慈善会组织在摸索中付出了成长的代价,也收获了宝贵的经验。但更足以告慰社会和人民的是:中国慈善会实实在在地发挥了慈善组织应有的作用,在中国的慈善史上留下了辉煌的印迹。 　　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成立后,一直恪守宗旨,致力于创建一个“不同于政府的、民间的慈善机构”,真正做到了“三无”,即无一分财政拨款,无一个行政编制,无一位政府在职官员。这种做法不仅为中华慈善总会开辟了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同时也为地方慈善会做出了示范和榜样。在做好自身建设的同时,中华慈善总会坚持与国际国内慈善机构加强联系合作。1998年,中华慈善总会成为国际联合劝募协会(现更名为“国际联合之路慈善总会”)在中国大陆的惟一成员。为了充分利用好这一优势,同时保护地方慈善组织发展,中华慈善总会始终坚持不与地方慈善组织竞争慈善资源的承诺,在做好国内筹募的同时努力引进国际慈善资源。随着中华慈善总会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筹募能力的增强,年度筹集款物总额逐年攀升,近两年每年筹集的款物总额更是达到几十亿元人民币,而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捐赠来自于国际慈善组织和国外企业。中华慈善总会通过项目合作的方式,将筹集来的大部分慈善资源分配给全国数百个地方慈善会,为地方慈善组织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甚至成为很多规模较小、筹募能力较弱的慈善组织的主要来源。该模式在地方也得到复制,省级慈善组织将慈善资源分配给市级慈善会,市级再分配给区县级。这不仅遵循了国际联合劝募协会“为那些在第一线从事公益慈善服务的民间组织募集款项”的规则,更是开创了中国慈善组织“以强扶弱”、“支持地方慈善组织发展”的先河。中华慈善总会和全国地方慈善会已经成为一个上下联动,紧密合作的系统,成为中国慈善公益事业中的一支生力军。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国的慈善会以非凡的积极姿态、快速的反应、正确的应对跻身主流赈灾方阵,积极配合党和政府抗震救灾,成为民众及时、方便、通畅参与赈灾捐款的重要渠道。中华慈善总会及其所有会员单位以各种方式筹募善款,积极运送紧急物资,开展一线救援,并组织灾后重建。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中华慈善总会和全国省市级慈善会筹集慈善款物两百六十亿元,其中抗震救灾款物一百四十多亿元,向世人展示了中国慈善会的巨大能量。 　　中国的慈善会在历练中不断成长,正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大步走向未来。近些年,随着慈善事业的不断发展,中国的慈善会也开始积极探索未来的发展之路。中华慈善总会和各地慈善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推动体制改革,组织结构逐步合理化,管理体制逐步科学化,运行机制逐步规范,工作人员逐步专业化,慈善项目也从简单的扶危帮困,发展到了涵盖扶贫、救灾、助学、抚老、救孤、助医、环保等各个领域,使上千万困难群众得到不同形式的帮助,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的有益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