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甲戏《蝴蝶梦》改编的得与失.docVIP

高甲戏《蝴蝶梦》改编的得与失 　　摘要：高甲戏《蝴蝶梦》是根据元杂剧《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及本剧种原有剧目改编而成的，其由梦入戏的悬念设置是一个融入现代审美因素的创新，而严肃化了的剧情在欣赏上则有利有弊。透过这部戏曲作品，我们可以寻找经典作品在现代舞台上得以重现的一些途径和方法。 　　关键词：高甲戏；蝴蝶梦；改编 　　 　　在今年的厦门“金桥#8226;2010#8226;海峡两岸民间艺术节”上，我们有幸观赏到了由厦门市金莲升高甲剧团复排的《包公三勘蝴蝶梦》。这一剧作源于元代关汉卿所做的《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在流传过程中有不少戏班、剧团加以改编、创造，不断地完善着这一剧目。直到今天，这一剧目仍然活跃在舞台上。而且，不同剧种在不同时期所演绎的剧作无论是在人物塑造上还是在主题的再创造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今天我们看到的高甲戏就是一个很好的改编案例。经过金莲升高甲剧团的改编，原剧的灵魂得以传承，而剧中人物的塑造，尤其是王母这一人物形象变得更加饱满。 　　一、由梦入戏的悬念设置 　　元曲《包待制三勘蝴蝶梦》本为四折杂剧，篇幅并不长，剧情侧重于包公审案的过程。全剧按照时间顺序展开，首先讲明了事件的起因，说明王氏兄弟是替父报仇，被他们打死的葛彪则是一个恶霸。于是，观众从心理上就会站到王氏兄弟一边来而关注包公如何拯救三兄弟。恰巧包公又在梦中救了三只蝴蝶。这样大家就会顺理成章地推理出包公会想办法救出石和这样一个结果。元曲以抒情性见长而并不重视故事情节，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大部分元曲的情节是很简单的。当时的剧作家关注得更多的是感情的抒发，意愿的传达。在那个时代里，人们要求的就是除恶扬善、好人有好报的民间道德理想。所以从案件的审理上来看，剧作的推理逻辑很不清晰；而从故事情节所涉及的民间文化来看，这样的逻辑推理却合情合理。 　　在元曲中，第一折讲述了案件的实情；第二折是包公审案的经过；第三折是王母狱中探子；最后一折为石和得救，全家旌表。即坏人得到惩罚、好人受到表彰，自然皆大欢喜。国家律法与人民大众的道德评判可能是不一致的，元曲十分明显地把包公放到民间理想的代表这一位置上，这样才有理由救出石和。 　　而今天我们看到的《包公三勘蝴蝶梦》则是这样的：先是包公做了一个蝴蝶梦，然后展开故事情节：教书先生王敦儒被皇亲葛彪无故打死，三子与葛彪发生争执，结果葛彪被表兄钱虎误杀。钱虎告到县衙，恰包公巡查到中牟县，王母拦轿鸣冤。后王母找到洪伯作证，真相大明，杀人者受到惩罚。 　　全剧共七出，分别为：序幕、鸣冤、辩案、求证、疑勘、情勘、惩凶。即改编者将“梦蝶”提到了序幕的位置，使它既可以独立成篇，又与后面的剧情融合为一体，可以说这是一个独特的创造。在这里，“梦”颇似古代诗歌中的起兴手法：“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咏之词也。”这种手法是先说其他事物，再说要说的事物，可以起到“借物言情，以此引彼”的效果。在本剧中，“梦蝶”恰恰具备了这种效果，它可以说是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可有可无；又与后文的案件类似，即“先言他物”以引起后文也。这种由梦入戏的设置，给观众一个很好的台阶，方便大家拾级而上，从现实生活步入虚拟的戏剧情境。并且，这样的设置，也给观众造成了一个悬念：本剧要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这与“梦蝶”有什么关系呢？ 　　并且，改编者将案件的实情放到了后文的《求证》一出中，入场即为《鸣冤》，两家各执一词，这样谁是谁非观众并不知情；到后来，虽然观众可以猜出一个大概，但却无法找出一个合理的证据为王氏兄弟开脱，直到《求证》中洪婆为王母讲述事情经过后我们才知道王氏兄弟是被冤枉的，真正的凶手另有其人。经过这样的改动，剧情更加紧凑。这种倒叙手法的运用令观众从期待包公的断案改为寻求事情的真相，有点类似于现在的侦探小说，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口味。 　　二、严肃剧情的欣赏利弊 　　众所周知，元代的戏曲创作者是依赖于戏班而生存的，而戏班的生存则要依靠观众的赏识，所以戏曲作者在创作剧本时不能不考虑到观众的审美需求。观众观戏为的是娱乐身心，自然以戏曲能否引人发笑作为评价的标准。关汉卿创作的剧本有很多都充分发挥了净丑角色的科诨手段，即便是在演苦情戏的时候，剧中人物也在插科打诨。这些科诨使观众的欣赏情绪变得轻松自在，既吸引了观众的眼球，又可以显示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在元曲中，有这样一段宾白： 　　（包待制云） 三个人必有一个为首的。是谁先打死人来？ 　　（王大云）也不干母亲事，也不干两个兄弟事，是小的打死人来。 　　（王二云）爷爷，也不干母亲事，也不干哥哥、兄弟事，是小的打死人来。 　　（王三云）爷爷，也不干母亲事，也不干两个哥哥事，是他肚儿疼死的，也不干我事。 　　石和的一席话自然令人发笑，因为他的回答与全场的气氛并不相符，但是，恰恰是他的这种不恰当的回答，却可以使人感觉到他不过是个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