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国成长的失败与重新崛起的战略定位.docVIP

日本大国成长的失败与重新崛起的战略定位 近代日本大战略的特点是一个急功近利的近代化国家采取了一条以改变东亚权力现状的成长路线，日本的大国成长过程就是企图改变东亚现状的过程。日本凭借属于其物质性成长方面的在西方列强将世界殖民地几近瓜分完毕的全球权力版图中的东亚地区维持着唯一的步入现代化独立强国身份的大国成长成果，加之其社会性成长方面的与国际社会的某些规范初步接轨并初始化地学习内化为其参与国际秩序的基本观念，英日同盟的的联盟外交，20世纪20年代成为国际联盟的常任理事国，一次大战后在华盛顿会议上的对美妥协与合作态度的多边主义“国际协调路线曾经一度成长为大国候选国，说明它具备合秩序性发展的潜能，历史从来不会拒绝任何国家进行社会性成长的机会，但日本社会性成长的悲剧是这种历史进程比较短暂，一再为国内的军国主义、极端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势力所中断。 明治时代日本的安全战略主要集中于山县友朋提出的所谓“外交政略论”中，“主权线”（国境线）的防卫与设定以及在其外侧的“利益线”（势力圈）的防卫。“利益线”的概念是1888年山县对欧洲进行外交访问时从维也纳大学的斯坦教授那里获得的，斯坦教授把宪法，行政学等讲解给伊藤博文，也把国家学讲解给陆奥宗光，不过那些讲解当中的核心思想是以二元化的方式掌控国家与社会，不依靠市民的主体性，而依靠国家的权威性来解决社会各界集中的利益冲突，即“国家”克服“社会”的行政国家学。山县在1890年的施政方针演说中表述说在列强之间维持国家的独立，仅守护主权线并不充分，还必须保护利益线，明治新政府面对凭借强大军事力量维护国家利益的欧美帝国主义的威胁，对国家主权抱有深刻的危机感，于是就试图采取欧洲新兴国家——德国的安全保障战略观，但后来却逐步陷入了过度防卫乃至对外扩张的怪圈。①山县所说的利益线指的是朝鲜半岛，斯坦教授向日本建议“企图占领朝鲜半岛的国家日本应该把它看做敌人”并向有关人士强调对日本的独立与安全来说朝鲜半岛如何重要，山县遵从了他的建议。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得以用武力保护朝鲜半岛这一“利益线”，但随着受到俄国威胁的逼近，日本又走向日俄战争，日本战胜俄国吞并朝鲜后，朝鲜变成“主权线”，位于其外侧的南满洲地区成为“利益线”，日本在忙于确立在“南满洲“的影响力的同时也不得不直接面临美国“门户开放”政策和中国民族主义势力上升的压力，于是日本试图以军事力量保护“南满洲”的“利益线”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下一步，中国华北地区成为“利益线”，如此，日本的利益线一个接一个地扩张，最终发动了全面的中日战争。②战前的日本始终纠缠于自己设定的安全保障战略——“主权线”与“利益线”，“利益线”的防卫造成新的战争和不断延展的“利益线”，“确保利益线”这一国家利益超过可控的综合实力并不断膨胀，其结果是国家的瓦解。 甲午战争前夕，明治新政府对国际形势的认识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如今兵备的旺盛”，那段时间是权利政治与帝国主义的全盛时期，欧美列强都把精力集中在军备扩张上，人们都高呼“国防属当务之急”，“要用6年时间将文职官吏的薪水削减10%”，把这笔费用用于海军扩张，“动员一切国力完善军备”，“富国强兵”成为明治时期的日本国策，而甲午战争结束后，当时的领导人提出达到“比以往翻一番的国力”的目标，以“发展教育，交通，贸易等提高生产力的产业的任务，一天都不能耽误”为理念，迈向“富国”之行列，军事预算的增大不能只靠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只好“等待增税”，日本就是以如此庞大的规模扩张军备的。③ 在西方列强没有经历顾及东亚地区的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单方面提出以德国在华权益的接收或者满洲权益的扩大等为主要内容的所谓“对华政策二十一条”,在没有与西方列强沟通的情况下试图导演“东洋和平”。随后，由国力不断增强的美国主导的华盛顿会议（1921——1922年）缔结了《四国同盟》，英日同盟到此废弃，把自己放在帝国主义国际体系中的日本虽然曾尝试“脱亚入欧”战略，跟当时在东亚地区拥有特殊权益的大国——英国建立同盟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国际协调外交，但到此时却失去了这一重要的战略伙伴，从而走向孤立化的道路。最终日本不得不展开“与任何国家都要保持良好的关系”的外交战略，并逐渐陷入依靠军事力量解决问题的泥潭。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的对外政策逐步“僵化”，优先被考虑的是军事手段而非外交手段。日本国民对于当时国际社会中“世界强国正在为确保国际社会的和平做出最大努力”这一现实缺乏共识，视野狭隘的军国主义，狭窄的民族主义全面蔓延，不合时宜的帝国主义扩张情绪日益膨胀。在上述情况下，1927年1月18日，正确认识日本的国力并试图在国际协调下维护国家利益的币原首相在帝国议会外交演说中提出了如下对华方针：④ 尊重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决不干涉其内政 中日两国之间应建立共存共荣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