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万历兴亡.docVIP

略论万历兴亡 泰安一中 岳潇翰 明神宗为有明一代享国最久之帝王，在位四十八年来，国家既有弥天下之大患的机遇，却也终将无法挽回帝国衰亡之命运。万历一朝也可看做明代之缩影，笔者试从万历四十八年之兴亡，浅论万历一朝之得失，以探求近代前夜中国对未来命运的选择，以窥中国历史之一斑。 一 居正毁誉之祸 张居正乃明代赫赫有名的政治家，在万历帝冲幼之期执掌朝政十年，大有力挽狂澜之势。但死后却遭到了万历的反攻和清算。其中原因为历代史家津津乐道。笔者不揣鄙陋，在此论述对居正毁誉之见解。 张居正升任内阁首辅后，“任法独断，操持一切”[1]，在全国掀起了改革的狂潮，震古烁今。“文臣得加三公惟居正，万历九年加太傅，十年加太师”[2]可见万历帝对张居正的肯定与尊崇。但居正死后“诏夺上柱国，太师，再夺谥，居正诸所引用者，斥削殆尽”[3]笔者以为其中最深层的原因莫在于专制体制下万历作为独裁帝王，必须将张居正推到才可树立自己的权威。“他之所以贵为天子乃是天意，天意能否长久保持不变在于人和。要使百姓安居乐业，他应当审慎地选择称职的官吏；而要选择称职的官吏，他又必须信任张先生。”[4]从中不难看出张居正只是帝王冲幼之龄代行万历职权的工具，帝王的逻辑让万历意识到当有能力亲政时，工具已是阻碍，他必须丢掉。居正毁誉既是偶然也是必然。假使万历可将国家利益放于首位，深明新政力挽狂澜之用，牺牲自己的权力换取国家中兴，也不会酿成毁誉之祸；但历史的偶然却让万历不是唐宗宋祖那样的政治家，只是权力欲望会膨胀的普通帝王，终使国家利益让位于对权力的追求。然而万历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古今帝王所孝之稀有也”，按照儒学观点万历是颇为杰出的普通人，但在专制政治下，帝王是最高权力的拥有者且君权不容受侵犯，这就必然决定了帝王在自己权力受威胁时可将国家利益置于不顾，“ ”[5]从中不难看出张居正对君权的侵犯；讽刺的是，万历在《帝说图鉴》中接受的“大抵以敬天法祖，听言纳谏，节用爱人，亲贤臣，远小人，忧勤惕励，无不治者”[6]，纵张居正再为深谋精明，但终究也是专制体制的卫道士，最后成为了自己的掘墓人。笔者认为居正毁誉历史必然大于偶然，毁誉之祸是体制使然。 万历五年的夺情风暴也为日后的毁誉埋下了祸根。反对夺情者有张居正的政敌“乃借纲常之说，肆为挤排之计”[7]，通过夺情风暴趁机扳倒张居正，这是改革中的常事。不能认为，所有阻谏夺情人物，都是怀有敌意的[8]。其中吴中行，赵用贤，邹元标等人反对夺情，更引人深思。很容易联想到本朝的李贤夺情，时李贤门生罗伦反对座视夺情在于“使贤尽孝于亲，为万世之大臣”[9]。在士大夫眼中，夺情是表现了张居正认为父母之情无足轻重，他们认定只有道德的完人才能正直守法匡定天下，这是文人的逻辑。既然建立千秋伟业，也必为道德之楷模，文人用道德标准去衡量一个人的历史功绩，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文人却将所谓的纲常名教放在首位，忽略对国家利益的考虑。将张居正夺情与李贤夺情放在一起，可以看出用来维护统治秩序的礼教在明代已经僵化，道德可以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就决定了以道德为支柱的国家走下坡路已经是必然。张居正夺情一事最终在“廷杖”下平息，但以棍棒战胜道德，士大夫们反而会认为自己的牺牲可以让自己流芳百世，依然占据道德的制高点，就自然而然的与维护国家利益但却无视道德要求的张居正对立，从而造成在神宗清算张居正之时替张居正说话的文人少之又少，他们业助推了改革的废除，也比为王朝的覆灭负责。 张居正，冯保，李太后三人努力将万历培养成一代明君，但也有些矫枉过正。“帝尝在西城曲宴被酒，令内侍歌新声，辞不能，取剑击之。左右劝解，乃戏割其发。翼日，太后闻，传语具疏切谏，令为帝草罪己御札。又召帝长跪，数其过。帝涕泣请改乃已自夺情后,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孤数年以来，所结怨於天下者不少矣，憸夫恶党，显排阴嗾，何尝一日忘於孤哉、众镞攒体,孤不畏也! 其党直入民家,奸淫妇女,或掠入税监署中,士民公愤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臣父三十七年之中……气血尽衰……脓血淋漓，四肢臃肿，疮毒满身，更患脚瘤，步立俱废。耳既无闻，目既无见，手不能运，足不能行，喉中尚稍有气，谓之未死，实与死一间耳”受丈夫冷落、宠妃迫害、奴才欺凌，长期被幽禁哭瞎双眼三十九年病革，光宗请旨得往省，宫门犹闭，抉钥而入。妃目眚，手光宗衣而泣曰：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遂薨今有人于此，亲生而不顾，亲死而不奔，犹自号于世曰我非常人也，世不以为丧心，则以为禽彘，可谓之非常人哉？大臣与言官异。风裁踔绝，言官事也。大臣非大利害，即当护持国体，可如少年悻动耶最具适应性、最成功的社会要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