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两个、三个还是多个？——《史记·孔子世家》细读论文.docVIP

　　孔子：两个、三个还是多个？——《史记·孔子世家》细读论文 .freelultifaceted），而其思想意旨亦常常是“多声道的”（multi-voice-channel）。其实，历史上早就曾有过多次所谓“真假孔子”之争了，而且似乎从未有过哪个人会认为自己的“孔子”不是那个“真孔子”；即使时至今日，毋庸讳言，这一成见却依然故我、方兴未艾，甚至在当下到处充斥着“多元”、“多义”的价值相对主义（relativism）、绝对的相对主义或者叫做虚无主义（nihilism）的现代或后现代的（post-modern）旗帜下还大有一股“一发而不可收”之势。于是乎，我们总会看到，诸多林林总总、形形色色、无花八门、不着边际的“孔子”生焉。 但其中的问题却是，2550多年前的孔子到底有几个？是一个、两个、三个还是多个？若除却古往今来、不同时代，因应一时一地、彼时彼地或此时此地之需而为人强加于孔子本人身上的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的或充斥着“神圣化”（sacrificed）或极尽于“妖魔化”（evilized）色彩的诸多外衣，则势必会发现，历史上本己或属人的（personal）孔子，是绝无仅有的、惟一的和不可重复的，只能是一个而不可能是两个？当然，更不可能是三个、三个以上甚至于多个——少而精，多则祸。 一、“三个孔子” 据《论语》载，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1由此可见，本己或属人的孔子，其思想意象并非一蹴而就、一劳永逸，而是经历过一个自然生发过程的，而且这个过程，同时又总是伴随着其年龄的不断自然增长而逐渐发生着不尽相同、气象万千的变化： “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并且这一思想变化又是他本人亲口说出的。于是乎，便不能不引起汉语思想界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要知道，这一细节太重要了。 早在1990年代，张秉楠先生即在其发表的《礼 仁 中庸——孔子思想的演进》一文之中明确指出，孔子一生思想的发展历程当分作“礼”、“仁”、“中庸”三个时期。并且指出，孔子三十七自齐返鲁为其思想前期与中期的分界，而六十居陈则为其思想中期与后期的分界。孔子前期立论多与“礼”有关，而其有关于“仁”的主要论述则集中在中期，至于“中庸”、“中行”则是其居陈以后的新提法。于是更由此而进一步得出结论说，孔子思想的演进，当以“礼—仁—中庸”为基本脉络。此外，在他看来，孔子这一思想演进的历程，不仅符合其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而且也大体上符合孔子对其本人的思想演进过程而所作的所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一具体而生动的时间表述2。这一认识和看法，不仅应当说是颇具说服力的，而且也应当说是极有价值和意义的。与此同时，无独有偶，郭沂先生亦尝作如是观：“在我看来，孔子的思想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由礼学而仁学进而易学，而且，这三个阶段又分别属于孔子的早年、中年和晚年。”3——这一意见，也应当说是十分独到、颇有见地的，而且亦大概可称之为不争之言、不易之论。从总体上说，两种意见似乎在说着同一个意思；而在这同一意思之下的孔子，好像已不再是一个，而是三个——即“前期”/“早年”“礼”/“礼学”的孔子、“中期”/“中年”“仁”/“仁学”的孔子和“晚期”/“晚年”“中庸”/“易学”的孔子。如此理解，大概不会有错。 总的来说，这两种关于“三个孔子”的意见是可以理解的，但却并不意味着它们便没有什么商榷之处。仅就前一种意见而言，其立论显然是源自于《史记 孔子世家》。因为今日若考察孔子的行年，除了《左传》和《论语》等文献中的一些支言片语外，相关的比较全面而系统的资料，大概就要算是太史公司马迁的一篇《孔子世家》4了。然而遗憾的是，太史公在那里，似乎并没有那样说——不但没有明确地说，甚至于连一点儿有关的暗示都没有。那里的孔子，似乎自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或者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5——也就是从他五十四、五岁的时候起，就已开始“去鲁”并从此而开始了其长达十三、十四或十五年6的颠沛流离、周游列国的流亡生涯了；直至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会季康子逐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而“归鲁”、“反乎鲁”，十几年间，作为一位“流亡哲人”的孔子，其思想似乎并无太大的变化；而且此期间居无定所、飘乎不定的孔子，其思想也不可能发生什么甚至根本性的变化。正所谓“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7——此乃人之常情，而且更是“哲人的孔子”当是时也之最基本的现实处境，因而大概不难理解。况且《论语》中显然已是晚年的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