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法治实践中的“法民关系”.docVIP

　　当代中国法治实践中的“法民关系” [摘 要]： 西方法治理论的职业主义存在局限,中国法治理论要深入理解法民关系的理想类型和一般原理。法民关系是法律人与普通人围绕法律解释权分配形成的主体间关系。法民关系的两个理想类型,是以法官和律师为核心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主导的消极法民关系以及以当事人和法官为核心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与普通民众主导的积极法民关系。二者既在具体案件中围绕法律解释权的分配形成了不同的微观司法环境,又在总体上基于司法公信和法治信仰构成了不同的宏观法治状况。应从植根国情的法民关系出发,探索中国法治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 法民关系；司法公信力；法律解释权；中国法治道路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基本做到有法可依，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1]可以说，中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卓越成就确立了法治之 法，随之而来的是如何真正实现法治之 治。法治实践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法律职业尚未树立对法律外行的专业优势和职业壁垒，民众缺乏对法律职业的司法信任和法治信仰的现象较为普遍。这个问题反映了当下法律职业与普通民众之间交互关系的一种状态，本文称这种关系为 法民关系。[2] 从法民关系角度看，社会各界的外在力量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司法过程和法治进程当中，影响着中国的司法改革和法治建设。司法公信力不足乃至 法律信仰危机的背后正是法民关系的相对紧张。从某种意义上说，法民关系的实践制约，是影响中国司法改革和法制建设的深层问题。继续推动中国的法治进程，就不能把眼光仅仅盯在顶层设计上，还应当看到作为顶层设计基础的底层架构。 一、法民关系的理论意义 审视中国法治理论，应首先指向影响当代中国法治思考的西方法治理论。西方法治思想中涉及法民关系问题的概念和理论，存在两方面局限：一是通过客体化而彻底忽略了法治实践的主体性问题，二是将法治实践的主体仅局限于法律职业内部。西方法治理论往往预设了民众对法律和法官的高度信任和严格服从，主要讨论法律职业的内部关系。其聚焦的以法官和律师为核心的法民关系，实际上是一种职业主义的、去民化的 法民关系。在西方现代法治理论中，除了对法律职业自主地位的阐释与捍卫，大多只是描述法律职业共同体才能理解和掌控的规则、程序和制度特点。无论是戴雪、[3]富勒、[4]德沃金、[5]拉兹、[6]等学者关于法治的论述，还是霍姆斯、[7]斯卡利亚7[8]这些大法官的司法哲学，以及韦伯、⑦卢曼⑧的法律社会学理论，看到的只是基于职业垄断的法律品格和法律人的自我意识。[9]伯尔曼的名言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②广为流传，他所说的法律信仰指抽象意义上的民众对法律的信仰。这种信仰诉诸 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诉诸 权利与义务的观念，公正审判的要求，对适用法律前后矛盾的反感，受平等对待的愿望，忠实于法律及其相关事物的强烈情感，对于非法行为的痛恨[10]这些法治要素，与戴雪、富勒等人关于法治原则和美德的描述并无二致，折射出一种法民之间具有充分共识的法治状态，一种特定类型的相对和谐、彼此互信的法民关系。伯尔曼将法律信仰的养成寄希望于类似宗教仪式的 正义的蒙眼布。然而，正如冯象所追问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蒙眼如何成为信仰，法治怎样获得对象？[11]伯尔曼没有回答，如果在一种缺乏信任的法民关系中，这些威仪程式不能蒙上民众雪亮的双眼、不能成为看得见的正义，那么法治的信仰如何可能？ 这并非说，西方法治下的法官和学者没有意识到法民关系的重要性，或者西方法治不存在相对紧张的法民关系。[12]伯尔曼曾警告欧美国家对于法律信任的严重缺失不仅遵守法律的民众如此，立法者和司法者亦如此。[13]美国南北战争⑦以及洛杉矶骚乱，[14]也都源自司法裁决所激化的法民关系。[15]只是这些警告与事件并未改变欧美国家的法治基础。正如凡登比尔德法官所言：我们的公民首先是在法院里，而不是在立法机关中感受到法律那锋利的爪牙。如果他们尊敬法院的工作，他们对法律的尊敬就能够使得任何其他政府分支的缺陷得到谅解；但是如果他们对法院的工作失去了敬意，那么他们对法律和秩序的尊敬就会消失不见，并同时对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害。[16]如今，美国社会已呈现第一种情况，对美国的司法实践和法学研究而言，重要的是如何维护和保持人们对法院的这种尊敬，而不是如何培养和建立人们对法院的尊敬。[17]中国社会呈现的是第二种情况，但是，中国的司法实践和法学研究亟须解决的问题，在其效法的母邦那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18]法理学中有两个概念与法民关系最为贴近。一是法律实效。用凯尔森的话说，所谓实效是人们实际行为的一种特性法律是有实效的说法，仅意指人们的实际行为符合法律规范。[19]法律的实效性，在总体上确保了每个具体法律规则的有效性：